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上片写柳阴宴别。夏日杨柳飘拂的时节,绿阴深处,送别友人,暂时挽留行人车骑,在荷花香郁的水边设宴送行,荷花芳香之中举杯畅饮,筵席上吟词配曲歌唱,酒宴间有管弦与小词助兴。“杨柳”,赠别之象征物,开头便暗点题旨。“驻彩旌”,中途驻车设宴饯别。
下片写深情话别。词人对朋友的感情之真、之深,以及他们之间离情别恨,颇有动人心魄之处。“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与刘梦得《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的“如今暂寄尊前笑,明日辞君步步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人劝慰行者,多饮酒能够纾解别恨,旅程中要放宽心情,不要朝暮惦记着归程。结尾总束一句,烟雨㳽濛中的柳枝、柳叶,都牵系着离别的情思。烟雨杨柳无边,离思也就漫无边际,那密如雨丝的烟叶柔条已经牵系住了人们的离情别绪。
在写法上,此词将景、事、情融合在一起来抒写,最后缴足“惜别”的题旨。杨柳为古诗词中赠别、惜别的象征物,此词即用之作为贯穿首尾的抒情线索。开篇即写在杨柳阴中暂驻车马,中间铺叙杨柳阴中开设的饯别酒筵,以及筵上的感情交流;末尾移情于杨柳的“雨条烟叶”,使之成了离愁别恨的负载物。这样写,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蕴无穷,耐人寻味。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这首词题作“桃花”,借写桃花而诉说了一段香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将咏花与怀人结合起来。
“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开篇便是桃花的动人形象。春光明媚,暖风骀荡,小桃初绽,俊俏芬芳。“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作者以人比花,展现桃花的鲜丽可爱。朵朵桃花,娇嫩鲜美,红香翠意,争艳窗扉,这不恰似浓施粉黛、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腻”字突出了红色之艳,“醉”写出来小桃的妩媚,作者比喻巧妙,别出心裁,却又妥帖自然,精当到位。这样着笔,不仅赋予静物人的丽质和生气,也为下文由花捕写人作了铺垫,再带出“记年时”自然水到渠成。
“记年时”到“脸薄拂燕支”都是对佳人的追忆,作者以细腻的手笔铺叙开来。那时,春光旖旎,暖意融融。芳草萋萋,垂柳袅袅,词人正策马而驰,不经意间瞥见了佳人清隽的脸庞,在临水的岸边,隐隐与桃花相腻,娇颜新妆,风情万种,他遂“玉勒争嘶”,驻足痴望。“认蛾眉凝笑”两句是佳人的优雅形象,她婉转蛾眉,笑靥如花,略施粉黛,风姿绰约,令作者钟情倾心。但是,作者忽而插入一句“绣户曾窥。恨依依”,值得细细品味欣赏。这暗含了他与佳人曲折的爱情经历,“绣户曾窥”是他寻访、追求佳人的画面;“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落寞心绪,作者用语隐约含蓄,正暗合他当时的幽微心绪。
下阕由回忆转入现实。“共携手处”三句凄凉幽曲,透露出今昔迥异。当初桃花娇艳馥丽,而今却已香薄似雾、落红随步,失去了往日的美妙风情,直教人怜惜。作者不南埋怨起春之迟暮,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伤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是此时词人的怀抱,佳人不见,恋情已远,他却依旧执著追忆,在离愁别一服中变得憔悴。
“旧日堂前燕”一句出自唐刘禹锡《乌衣巷》,但作者转化其意,突出的不是“飞人寻常百姓家”的世事变迁,而是“和烟雨,又双飞”的清冷孤单。燕子还能双宿双飞,形影不离,而人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对比强烈,摄人心魄。“人自老”三句,又是萧瑟之笔,春光仍好,人却已老去,仕期也只有求诸梦里。“前度刘郎,儿许风流地,化也应悲”暗用了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义来。”其中也暗含刘晨重入天台山的典故,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物是人北的伤逝。经过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作者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往事堪哀、旧梦难续的主题。“武陵”的出现并不突兀,还是运用的刘晨上天台山的典故,他曾误入武陵溪,后多称他为“武陵人”,如“晨肇蓖来路已迷,碧桃化谢武陵溪”(唐工涣《惆怅诗》),所以这仍与题目“桃花”天合。词人早构建了心灵的美好桃源,承载着他全部的梦,但住一片茫茫的暮霭中,望穿了武陵溪水,也找不回当时的曼妙温情。
本词以桃花始,以桃花终,咏花与写人交织衬腻,借物抒情,借物怀人,情致婉曲缠绵,语言妩媚动人。词中,词人的回忆也随着季节不断更换,这种时空流转的写法,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
这首诗显示的是作者在大漠上行旅时所望见的景色和所产生的感觉。首句“黄沙碛里客行迷”,是写置身于荒漠中,不仅前路迷茫,不知何往,如韦应物《调啸词》所写的“东望西望路迷”;而且感到心情迷惘,无所归依,如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词所写的“此时心转迷”。句中的这个“迷”字,与作者的另一首《宿铁关西馆》诗“乡遥梦亦迷”句中的“迷”字一起来看,可能还含有回首万里、归路亦迷的意思在内。
第二句“四望云天直下低”,回应第一句,描写在广阔无限的沙漠中,四面远望,天地相接,云天低迷,而这一印象正引出和加重了行客的迷失心情。这个“低”,虽属视官的错觉,却是望中的实感。陆游《游修觉寺》诗中的“天向平芜尽处低”句,写的也是这样一个错觉和实感;而岑参所写的,是在西北高原上、浩翰沙漠中的特别鲜明、强烈的感受。
第三句“为言地尽天还尽”,又直承这第二句。正因远望中云天四垂,低与地连,所以进而觉得地到了尽头,天也到了尽头。诗人到达安西后,在《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中还写有“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两句。“寻河”是虚写,用汉使通西域典故(见《汉书·张骞传》;“过碛”是实写,记自身的历程。“地尽”、“天低”则重述了这一过碛时由直觉产生的印象。
末句“行到安西更向西”,宕开诗笔,另拓诗境,表现天地本自无边无涯,地外仍有地,天外仍有天,过了大漠还在向西方延伸,以见天地之末“尽”。这一收尾也许另有一层意思,如李益的《征人歌》所说:“塞外征行无尽日”,虽然已经抵达安西,征行还不会结束。
诗写诗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日夜西行时,眼前看到的景色、直觉中构成的印象、内心处触发的感受。岑参的边塞诗,常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这首绝句中所写的“云天直下低”、“地尽天还尽”,也带有夸张色彩。但这种夸张,不是对真实的歪曲,而是对真实的强化,更形象、更逼真可感地表现了诗人在那样一个独特环境中所看到的独特景色、所产生的独特感受。
有些边塞诗,往往经过高度概括,甚或出于凭空想象,所写的景物情事常常共性多,个性少,纵有典型意义,不免陈陈相因。岑参所写,则大都是实地见闻、亲身感受,以不同于一般边塞诗的面目出现,奇葩独放,异境别开,使人眼目为之一新。从这首绝句,也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