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这首诗的前二联状写外家南寺的深秋暮景,景中寓情。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议论警醒。诗中用秋梧、晚烟、乱蝉等富有象征意义的凄凉意象,构成一幅萧瑟黯淡的深秋图景,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的体味诗人在诗中所涵咏的意味,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首联抑扬有致,渲染悲秋氛围。时值秋日傍晚,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伸展繁枝茂叶,不停地摇晃,舞动着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庭院内,秋风瑟瑟,秋露滴滴,诗人才感觉到深秋已悄然来临。梧桐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嘉美的奇树。齐谢眺《游东堂咏桐诗》说它“高枝百丈余,枝生既婀娜,叶落更扶疏”。一个“动”字,给梧桐树注人了生机,仿佛是它在傍晚时分当空舞动着轻袅的炊烟。秋日梧桐的繁盛丰茂,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错觉,使诗人未能强烈意识到秋色的浸染;只是满院的风露,才从触觉上使诗人真切感受到浓重的秋意。前扬后抑,顿挫有致。这两句不避重复,连用两个“秋”字,浓浓地酿造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气氛。
颔联虚实相参,传写故国哀思。眼中看到的是高岸崩陷,变成洼地,深谷填塞,反成山陵。诗人用自然界地理上高下易位的变化,比喻世事发生巨大变化,这觉指国破家亡。沧桑之感与悲怆之情,使诗人久久陷在深重的忧愁觉。而西坠的残阳,乱噪的寒蝉,又添愁助恨,使诗人更加心烦意乱。这觉,“高岸”、“深谷”并非“眼中”所见的实有之景,而是诗人拈来比喻的虚拟之物;“残阳”、“乱蝉”是“眼中”具象的实有之景,诗人却将它们置于抽象的“愁觉”。笔姿虚实互生,更增沉郁之情和顿挫之致。
颈联今昔对比,喟叹沧桑巨变。元氏家族几代为官。曾祖做过北宋的隰州团练使,祖父为金朝的柔服丞,父隐居不仕,叔父格屡任县令,诗人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可谓“世代衣冠”。然而,金亡后,他沦为阶下囚、亡国奴,自此,他抱定“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乙卯端阳日感怀》)的生活宗旨,成为金朝遗民。从昔日的“世代衣冠”到今日的“中原布衣”,他有多少故国盛衰兴亡的感叹啊!他回到儿时读书的外家南寺时,人已垂垂老矣,物是人非,怎不追忆当年那寻梨觅栗的生活情景呢!从“衣冠”到“布衣”,地位悬殊,从少年到白头,岁月漫长,时空的强烈对比呈示诗人内心巨大的怆痛。
尾联抚事兴叹,回首人生历程。诗人从外家南寺“僧窗借榻眠”开始读书生涯,辗转二十多年后,又回到外家南寺,“依旧僧窗借榻眠”。人生仿佛画了一个圆圈,一切重又回复原样。只是诗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经历了人世间各种变迁,参透了人生真谛,如今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平平的叙述,却蕴含着深沉的身世感叹和深邃的历史内涵。“依旧”二字看似等闲,万不可轻轻放过:以前是金廷臣民,现在金廷虽亡,自己“依旧”不改忠于金廷的初衷。这二字正体现了他矢志不仕的民族气节。
这首诗善于运用富有内蕴的物象呈露内心情感世界的震颤。秋梧、晚烟、风露、残阳、乱蝉,这些肃杀、萧瑟凄凉、衰微的意象,一经诗人驱使,即准确而有力地渲染了环境氛围,成为诗人宣泄哀伤悲痛心绪的媒介。这首诗又善于在平和冲淡的叙述中寓含深刻强烈的议论。“今日”、“当年”的兴亡感喟,“白头”、“依旧”的忠贞信念,不着一字,却让人受到深深的感染,其内含的精神力量胜过长篇泛泛而谈的大论。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此词通篇写景,极淡远之致,而胸襟之洒落方可概见。上片写景,写燕雁随云,南北无定,实以自况,一种潇洒自在之情,写来飘然若仙;下片因地怀古,使无情物,着有情色,道出了无限沧桑之感。全词虽只数十一字,却深刻地传出了姜夔“过吴松”时“凭栏怀古”的心情,委婉含蓄,引人遐想。
姜夔论诗有数素: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对数者的要求且是“气象欲其浑厚”、“体面欲其宏大”、“血脉欲其贯通”、“韵度欲其飘逸”。虽是论诗之语,移之于词,也甚贴切。读此词,知其所言非虚。此词之意境,呈为一宇宙。
上片之境,乃词人俯仰天地之境。“燕雁无心”。燕念平声(yān烟),北地也。燕雁即北来之雁。时值冬天,正是燕雁南飞的时节。陆龟蒙咏北雁之诗甚多,如《孤雁》:“我生天地间,独作南宾雁。”《归雁》:“北走南征象我曹,天涯迢递翼应劳。”《京口》:“雁频辞蓟北。”《金陵道》:“北雁行行直。”《雁》:“南北路何长。”白石诗词亦多咏雁,诗如《雁图》、《除夜》,词如《浣溪沙》及此词。可能与他多年居无定所,浪迹江湖的感受及对龟蒙的万分心仪有关。劈头写入空中之燕雁,正是暗喻飘泊之人生。无心即无机心,犹言纯任天然。点出燕雁随季节而飞之无心,则又喻示自己性情之纯任天然。此亦化用龟蒙诗意。陆龟蒙《秋赋有期因寄袭美》:“云似无心水似闲。”《和袭美新秋即事》:“心似孤云任所之,世尘中更有谁知。”下句紧接无心写出:“太湖西畔随云去。”燕雁随着淡淡白云,沿着太湖西畔悠悠飞去。燕雁之远去,暗喻自己飘泊江湖之感。随云而无心,则喻示自己纯任天然之意,宋陈郁《藏一话腴》云:白石“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语到意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张羽《白石道人传》亦曰其“体貌轻盈,望之若神仙中人。”但白石与晋宋名士实有不同,晋宋所谓名士实为优游卒岁的贵族,而白石一生布衣,又值南宋衰微之际,家国恨、身世愁实非晋宋名士可比。故下文写出忧国伤时之念。太湖西畔一语,意境阔大遥远。太湖包孕吴越,“天水合为一”(陆龟蒙《初入太湖》)。此词意境实与天地同大也。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商略一语,本有商量之义,又有酝酿义。湖上数峰清寂愁苦,黄昏时分,正酝酿着一番雨意。此句的数峰之清苦无可奈何反衬人亡万千愁苦。从来拟人写山,鲜此奇绝之笔。比之辛稼轩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虞美人》),又是不同的况味。
下片之境,乃词人俯仰今古之境。
“第数桥边,拟共天随住。”第数桥即“吴江城外之甘泉桥”(郑文焯《绝妙好词校录》),“以泉品居第数”故名(乾隆《苏州府志》)。这是陆龟蒙的故乡。《吴郡图经续志》云:“陆龟蒙宅在松江上甫里。”松江即吴江。天随者,天随子也,龟蒙之自号。天随语出《庄子。在宥》“神动而天随”,意即精神之动静皆随顺天然。龟蒙本有胸怀济世之志,其《村夜二首》云:“岂无致君术,尧舜不上下。岂无活国力,颇牧齐教化。”可是他身处晚唐末世,举进士又不第,只好隐逸江湖。白石平生亦非无壮志,《昔游》诗云:“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永遇乐》:“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但他亦举进士而不第,飘泊江湖一生。此陆、姜二人相似之一也。龟蒙精于《春秋》,其《甫里先生传》自述:“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大籍识大义”,“贞元中,韩晋公尝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而颠倒漫漶翳塞,无一通者,殆将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误后学,乃著书摭而辨之。”白石则精于礼乐,曾于南宋庆元三年“进《大乐议》于朝”,时南渡已六七十载,乐典久已亡灭,白石对当时乐制包括乐器乐曲歌辞,提出全面批评与建树之构想,“书奏,诏付太常。”(《宋史·乐志六》)以布衣而对传统文化负有高度责任感,此二人又一相同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上的认同感,使白石有了“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三高祠》诗),及“三生定是陆天随”(《除夜》诗)之语。第数桥边,拟共天随住,即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
第数桥边,其地仍在,天随子,其人则往矣。中间下拟共二字,便将仍在之故地与已往之古人与自己连结起来,泯没了古今时间之界限。这是词人为打破古今局限寻求与古人的精神句诵而采取的特殊笔法。再如刘过《沁园春》之与东坡、乐天、林和靖交游,亦是此一笔法。以上写了自然、人生、历史,笔笔翻出新意结笔更写出现时代,笔力无限。“今何许”三字,语意丰富,涵盖深广。何许有何时、何处、为何、如何等多重含义。故“今何许”包含今是何世、世运至于何处、为何至此、如何面对等意。此是囊括宇宙、人生、历史、时代之一大反诘,是充满哲学反思意味一大反诘。而其中重点,主要在“今”之一字。凭栏怀古,笔力雄劲,气象阔大。古与今上下映照成文,补足“今何许”一大反诘之历史意蕴。应知此地古属吴越,吴越兴亡之殷鉴,曾引起晚唐龟蒙之无限感慨:“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吴宫怀古》)亦不能不引起南宋白石之无限感慨:“美人台上昔欢娱,今日空台望五湖。残雪未融青草死,苦无麋鹿过姑苏。”(《除夜》)
怀古正是伤今。“残柳参差舞,”柳本纤弱,那堪又残,故其舞也参差不齐,然而仍舞之不已。舞之一字执著有力,苍凉中寓含悲壮,悲壮中透露苍凉。“残柳参差舞”这一自然意象,实际上是南宋衰世的象征,隐然包含着虽已残破仍不甘灭亡的意味。这与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象征唐朝国运的不可挽回有同工之妙。而其作为自然意象之本身,则又补足“今何许”一大反诘之自然意蕴。结笔之意境,实为南宋国运之写照。返观数峰清苦二句,其意蕴正为结尾之伏笔。在此九年之前,辛稼轩作《摸鱼儿》,结云:“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乃是同一意境。白石本词用舞字结穴,蕴含无限苍凉悲壮。
善于提空描写,从虚处着笔,是白石词的一大特点。此词将身世之感、家国之恨融为一片,乃南宋爱国词中无价瑰宝。而身世家国皆以自然意象出之,自然意象在词中占优势,又将自然、人生、历史(尚友天随与怀古)、时代打成一片,融为一体。
尤其“今何许”之一大反诘,其意义虽着重于今,但其意味实远远超越之,乃是词人面对自然、人生、历史、时代所提出之一哲学反思。全词意境遂亦提升至于哲理高度。“今何许”,真可媲美于《桃花源记》“问今是何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首词无限感慨,全在虚处,正是“意愈切而词愈微”,这种写法,易形成自我抒写之形象与所写之意象间接开距离,造成朦胧之美感。此词声情之配合亦极精妙。上片首句首二字燕雁为叠韵,末句三数字黄昏为双声,下片同位句同位字第数又为叠韵,参差又为双声。分毫不爽,自然天成。双声叠韵之回环,妙用在于为此一尺幅短章增添了声情绵绵无尽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