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词人回忆了作者与丰真州相聚共饮的情景,然后感叹自己流落江湖的困境。下片具体抒写作者的劝勉,表达自己盼望对方出马挂帅,驰骋疆场,早日抗金复国的迫切心情。全词笔力豪健,气势浑厚,用典巧妙含蓄。作者通过对中原沦丧区的怀念和对友人的勉励,抒发一腔爱国热情。
上片开头三句紧扣词题,回忆与丰真州相聚时用金罍盛酒的深情厚谊,感叹别后自己流落江湖的不幸处境。以“光阴荏苒”来表达自己对光阴虚掷、无所作为的苦闷,再加上别前与别后两样不同的境遇和心情,更有力地反映眼前心境的悲凉。正因长期流落江湖,一生在仕途上又不得意,便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世事不堪”两句便表现他对“世事”的厌恶、看不顺眼,看多了只有使自己“两眉长皱”。这一神色,说明是何等使人难堪,逼真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无穷怨恨,言下也是告诉人们对“世事”应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这里的“世事”就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与时局、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国事;是对南宋王朝主和派推行投降政策,压制、排斥抗战人才,倒行逆施,不图恢复的“大政方针”而言的。表明作者积极抗金复国的鲜明态度。因此,尽管对“世事”否定,对中原沦丧区仍是满怀深情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东望故人,眼前是“木落山空天远大,飞鸿北去”的一片凄凉景象时,却使他久久伤怀。由怀念故人,见大雁春天北飞而联想到北方的中原失地,不禁同情、痛苦、愤恨一齐涌上心头。“伤怀久”三字从时间上表现感伤之深。由此也见到作者虽是“江湖宿留人”,但并不是专意纵情山水,真正不关心“世事”,而是殷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惦念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天下事”。因而才以询问的口气向友人提出“天下事,公知否”的事来。这一方面表达他心里是装着“天下事”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友人要时刻牢记着“天下事”。展现出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怀。
换头三句以眼前景致为南渡前所无法享受作比较,突出杭州、西湖风光的秀丽。言下包含着有容易使人沉醉于湖山之乐而忘怀“天下事”之意。因而“唤起东山”五句便从勉励出发,告诫友人应从哪些方面去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这里所提及的是不要像谢安那样纵情山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广泛地招揽人才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作者认为只要能如此开明,“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的。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了“早晚枢庭开幕府”的重要意义,还必须要有诚意。这都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忠告,其侧重点是突出人才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整顿封疆如旧”。足见作者对国家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抗金复国的英雄的热切希望。在结构上则是对“天下事,公知否”的呼应。结拍两句是上述五句的结果,以进一步激励友人,期待友人,寄予无限希望于友人。表达他抛开个人得失,时刻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思想。
全词通过怀念友人,勉励友人,并借景物的衬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精神,显得强烈而深刻。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该诗首联追寻“愁”的踪迹。大千世界,“愁”不会有人主动喜欢,但却无影无踪无时不在人的身边,有时会不请自来,来了又赶不走,它来了总是一半藏在人的心里——“愁肠百结”,一半写在人的心灵之窗——“愁眉苦脸”。
颔联揭露“愁”潜入的时机。深谙愁苦的人总会把“愁”贮藏在心房僻远的角落里,再筑起精神防线提防它侵袭,可“愁”欺人时,它会随机而出,无孔不入。诗人认为“愁”最容易潜入的机会有二,一是风雨摧花春归去,落英遍地孤者见,最能使人愁肠寸断,思虑万千,如李煜《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亡国哀愁;欧阳修《蝶恋花》“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青春少妇被抛弃之悲愁。二是心中有愁情的人借酒浇愁,待酒醒后眼见残月斜照窗棂,想到人的“悲欢离合”、月的“阴晴圆缺”,“愁”会冲破防线,悄悄爬上心头,使人更加愁肠百结,忧愁悲伤,愁人之“愁”会“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范仲淹《御街行》)。此联可能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颈联写“愁”的情状。苦恼的忧愁如藏在愁人的心中,印在愁人的眉间,那愁人就会感觉到“愁”像万顷连天草铺天而下挥不去,就像千万条盖地丝绳网冲不破,他被严严盖住、紧紧捆住,困在其中,痛苦不堪。想挣脱这“柔”若草“乱”若丝的“愁”绪实叫人无可奈何。
尾联写“愁”无处不在。“愁”如此气人、欺人、恼人,可能那些王侯将相达官贵人们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姬歌妾舞、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愁为何物,除此之外,“愁”乃“人问何处不相随”。
“愁”究竟为何物,曹植《释愁文》有此一释:“愁之为物,惟惚惟帆。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
这首《咏愁》诗如李商隐咏《泪》诗写泪而不见“泪”字,此《咏愁》诗也满篇不见“愁”字,这类诗近似制谜语的文字游戏,都以巧丽取胜,真如前人所评“格虽不高,却有神无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