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春秋多佳日,而“山亭水榭”的风光当分外迷人,但词人却以极冷漠的笔调作出此词,因为“良辰美景奈何天”,消除不了“凤帏”中之“寂寞”——独处无郎,便没有什么赏心乐事可言。“凤帏”句使人联想到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有意味的是,词人使“愁闷”与“颦眉”分属于“新”“旧”二字。“旧”字以见女主人公愁情之久长“新”字则表现其愁情之与日俱增。一愁未去,一愁又生 ,这是“新”;而所有的愁都与相思有关,这又是“旧”。“新”“旧”二字相映成趣,更觉情深。
辗转反侧,失眠多时,于是乃有“起来”而“临绣户 ”似乎是在期待心上人的到来。然而户外所见,只不过“时有疏萤度”而已,其人望来终不来。此时,女主人公空虚寂寞的情怀,是难以排遣的。在这关键处,词人又却又写出了一丝安慰,也算是自慰吧!词人给她一点安慰,一轮缺月,高挂中天,并赋予它人情味,说它因怜悯闺中人的孤栖,不忍独圆。“多谢”二字,痴极妙极。同是写孤独情怀,苏东坡在圆月上做文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朱淑真则在缺月上做文章“ 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移情于物,怨谢由我,真有异曲同工同妙。此词最有兴味之所在正是结尾两句。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愁情。诗的前两句以远视角度写京口的地势,视野开阔,境界壮丽;三四句写江口吹起大风,涌起如山白浪,愁杀了想要渡江的人们。全诗四句,都写得平易质直,明白如话,有襄阳民歌风味。
诗是由题中之“望”而展开的,首二句以工整的对仗形式,写出孟浩然站在扬子津眺望南岸京口的地势。主要是从京口的北固、夷山二山来进行描述。北固山在镇江之北约一里,由于诗人是在江北南望京口,故以“临”字写出二者关系。而夷山在镇江以东约九里,诗人隔江相望,只隐约可见,故想象其绵延至海滨,以“近”字点刷山之态势,颇具动态感与延伸感,给人以艺术的联想。而那个方向又是诗人将去的处所,从中透露出他的几分企盼之情。二句中涉及到与京口有关的三个地名,且其中山名有二,然并不觉冗赘,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二句以山为对象,展现了京口的粗略地理位置。
以上两句主要写远望之山,紧接一句,则写近望之江。随视线的移动,目光投视在大江之上,只见江风阵阵,白浪滚滚,显出一种奔涌气势。此句与前二句形成动、静对比,于动中将波翻浪卷、风声水声,分别触发人的视、听感觉,产生能影响人的官能感受的强烈效果。所以,最后一句之始,便以“愁”字作为一种心理回应,作为由听、视觉转换到感觉的审美活动的结果,表现出诗人见此物象而生发的特定心境,自然地由景入情。这里的“愁”,并非一般的乡愁、思愁、游子之愁,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诗人久隐山林,年届四十始应试,结果不第而归,充满了难觅知音、厌倦京洛、意欲归隐的复杂感怀。这个“愁”字,除乡愁之外,还隐隐含藏着一种失意之愁。那浩浩,长河,滔滔江流,是诗人行程中的险途。同时,也可能又暗喻那使诗人“愁杀”的仕途上的阻隔。“渡头人”展现了忧郁愁苦的诗人自我形象,在结构上,又形成掉领全诗的特殊格局。
全诗以题中之“望”作为基点,写了望中之景与望中之愁。其中,诗脉的条理和情感的逻辑十分清晰。以“望”起,望山(静态)、望江(动态),由此引起“愁",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中,展示诗人心绪。情景弥合无间,意境悠远深厚,语言平实清淳。
《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