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吊古咏史,缅怀和赞颂了三国时期三位杰出人物曹操、周瑜、诸葛亮的丰功伟业。借用“赤壁东风”和“八阵图”等典故,言简意丰地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并对三国鼎立的形势进行了鸟瞰与概括。全曲写得沉郁奔放,与所吟人物的胸襟抱负暗相契合。全曲凝练紧凑,气势豪放,笔力不凡。
第一位英雄:曹操。“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在阿鲁威的这首小令中,诗人仅以寥寥二句,便将曹操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勾勒出来了。曹操不仅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文采斐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第二位英雄:孙权。“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三国志·吴书》记载魏郎中令陈化答曹不云:“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作者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了曹军的战船,粉碎了曹操的攻势。
第三位英雄:诸葛亮。“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按照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代的、历史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作者用“惊起”二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末尾三句既是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吴、蜀三方作了一个总结,而全篇也就戛然而止了。
纵观全篇,作者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已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是雄健的、高昂的,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遗风。而无苏词的“人生如梦”和辛词的“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因而更能激发读者振奋向上的情感。作者是欲借此慕古贤而暗寓自已壮志难酬之隐,也不完全排除。唯曲辞未露端倪,故只有留待欣赏者见仁见智地去领略了。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这首诗通过送别朋友,抒写了诗人不满现实,感叹人生凄凉悲苦的情绪。诗的首联语意双关,借送人上路指出世路艰难,前途悲凉。颔联和颈联使用工稳的对仗句式,不仅揭示了友人将会在自然之路和人生之路中可能遭受的厄运,也表达了诗人在人生旅途中的切身感受。最后一联绾合题意,抒写双方将承受的离别后的相思之苦。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说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艰难的路。当友人踽踽独去,沿途问路时,心情是多么的惶惶不安。此联中一个“穷”字、一个“独”字,乃传神之笔:穷路凄凄送挚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远行人薛华心情的真实写照,语意双关。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紧承上联“穷路”、“问津”而深入一层述说:在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颗悲凉失意的心作伴,这简直会拖垮人生不过百年的孱弱身体。这二句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语。诗人联系自己仕途的坎坷,结合自身的抱负有感而发。所以,诗意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在向远行人指出可能会遭受的厄运,其实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亲身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写到这儿,作者觉得意犹未尽,还不足以倾诉心声,更不忍与知音就此分手,于是又说:“心事凉漂泊,生涯共苦辛。”这一方面是凉情与劝慰对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离别却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顺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两句: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彼此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便是这个意思。而这篇在诀别之时,断言彼此都将互相入梦,即明说自己怀友之诚,也告诉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相思之切。“俱是梦中人”的“俱”字,似乎双方对等,而由作者这方面写出,便占得了双倍的分量。
这首诗不凉于一般五言律诗多借助景物的描绘或烘托气氛,或抒发感情,而是以叙事直抒胸臆。优美洗练的语言,创造出了生动的形象、鲜明的意境,表达了真挚的情思。“兴象婉然,气骨苍然”,是这首诗的主要艺术特征。诗人采用了“古诗”的传统手法,适当地使用叠字,增强了诗的表现力。
此词上片起笔“素肌应怯余寒,艳阳占立青芜地”用工笔描绘出梨花亭亭玉立于艳阳普照的绿草地上,合时合地,静穆归一。“素肌”喻梨花之色白。李白有诗:“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梨花开晚春时节,故说“应怯余寒”,“应”字,下得轻:“艳阳”,《花间集》毛熙震《小重山》:“群花谢,愁对艳阳天”;杜牧诗:“带叶梨花独送春”。梨花开时春草已长,所以说“占立青芜地”。“素肌”“怯余寒”“占立”,都是用拟人化手法。接下来,词人把境界再扩大,“樊川照日,灵关遮路,残红敛避”。这三句,用豪放之笔,勾画出一极壮阔的空间。此下,词人转笔写梨花开落的时间:“传火楼台,妒花风雨,长门深闭”,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美成将这两句诗概括成“传火楼台”四个字,极形象而有境界。这里的“楼台”即韩翃所称的五侯家。“传火楼台”四字合时间、空间而成境界。这三句中每句都切时令暮春,点化前人诗句,而能袭古弥新,使梨花的形象更为鲜明。最后以情结束上片内容,“亚帘栊半湿,一枝手,偏勾引、黄昏泪。”“亚帘栊半湿”,应解为半湿的梨花树枝压窗牖上。美成常用这种“拗句”作提笔入情,成为一篇之“警策”。白居易诗:“闲折两枝时手”。《花间集》薛昭蕴《离别难》:“偏能勾引泪阑干”。词人化用一诗一词之意,提炼成为“一枝手,偏勾引、黄昏泪”,“泪”前加“黄昏”,点明时间,此泪,是伤春之泪,甚而是怀人之泪,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过片出人意表,用“别有”二字急转,变换境界,以雄健之笔,宕开写去,用唐明皇以汉武帝梨园旧址,选子弟教法曲之事,创造一个新的境界。“风前月底”,只四个字,把当年明皇梨园的风流韵事作高度概括,“布繁英,满园歌吹”,想见当年梨园里梨花香雪,丝竹管弦,何等兴会!紧接用三个四字句:“朱铅退尽,潘妃却酒,昭君乍起”,再渲染梨花的洁白和梨花的性格。第一句喻其纯净。第二句将南齐东昏侯潘妃引入。史称妃颜色“絜(洁)美”。却酒不饮,红色不上脸,保持其洁白本色,以衬梨花之白。第三句,借琴操昭君歌有“梨叶萋萋”之句,便以昭君这位历史人物的美丽形象来作比兴。这一韵和上片第一韵同是运用拟人化手法,至此,就梨花本身传神写照,已无须再多言之。故下一韵起忽然转从对面落墨,于比较中见尊崇之意。首先拿来对比的是李花。李花也是白色的。韩愈诗:“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李花赠张十一署》)王安石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寄蔡氏女子》)作者由此化出“雪浪翻空,粉裳缟夜”二句,谓此李花“不成春意”,自不足以比梨花。以一“恨”字领三个四字句:“玉容不见,琼英谩好,与何人比!”白居易《长恨歌》用“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太真妃的容貌,又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她的死,取其句意,词人这里暗指太真妃已再也见不到了。”琼英谩好“,琼英,谓雪。雪又称作”玉妃“,此双关雪与人。结句发出梨花的标格如今无人可比的叹息。
这首词以秾艳著称,但实际则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上片结以情语,下片旧至比兴,塑造了梨花无人可比的精神风致,音韵有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