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阕写的是宫女春晚愁容，以及新的一年给她带来的希望以及失望。“春晚”交代了时节，也暗喻宫女的青春在类似牢狱的深宫里几近消磨殆尽。“愁蛾浅”写女子的蛾眉逐渐变浅，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手法，用来体现宫女的愁之深切。“争（怎）奈”写出了宫女的复杂矛盾的内心挣扎，在希望之后的失望，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
下阕写宫女所处的囚笼一样的环境，以物寄怨，烘托她寂寞、孤独的心态。“徒”字暗示了不知多少次宫女为了君王的亲临做准备，但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终，终于因为深切的期盼痴傻成癫，隐含了一种悲切的痛苦。“琐（锁）”字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写宫女被封闭在深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锁住了她生命中原本该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期盼、一次次的失望以及深入骨髓的寂寞。最后二句运用汉武帝陈皇后“黄金买赋”的典故，表示宫女的愁苦以及她们的愿望，写她们最后的希望与挣扎。这是在绝望之后新长出来的希望的枝桠，可是竟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实现。
词中写可怜女子有幸于君王的相思之愁，在一定意义上寄托了宫女对爱情、幸福和自由的渴望与憧憬，但最终陈皇后那种被汉武帝抛弃的命运无情地降临在她们身上，黄金买赋的悲剧代代重演。词人抓住了宫女天真无知、争宠献媚的心理弱点，对她们身陷囹圄、落入深渊从而致使她们情爱饥渴、人性遭受极度压抑的悲情结局，用白描的手法抒写了出来。作品含而不露，锋芒所向对准了那个纵情声色，致使无数无辜女子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白白被葬送的“明君圣主”，对封建社会这种吃人的后宫制度进行了揭露与谴责。
全词详略得当，写宫女愁容的部分一笔带过，写心态时则是细腻而婉转，一面是“思同辇”，一面又是“长安路远”，把这种矛盾的心理、痛苦的情感写得栩栩如生。词人对宫女这种希望与失望之间挣扎的描写，也是在构思上与其他宫怨词的不同之处。
此词是词人在承袭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宫词》等唐诗中现实主义成分的基础上把宫怨之思搬进了词这种新的文学体式中的一种尝试。他从诗的窠臼中走出来另辟蹊径，拓展了词的意境和题旨，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功能，通过句式、音韵的变换表达出多方面的思想情感。这就是文学创新。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咏竹诗。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竹诗，借竹言志，对竹子赞誉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无奇，不仅用词浅显，亦无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强调的是“不用”、“不须”，至于缘由，结尾两句予以点明。原来，前三句都是陪衬，是为了与末句构成对比的。诗人说，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钓鱼竿，要的是让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纷飞之时，能够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调。
前两句实际上写的是竹子的功利实用性，末句则是竹子的精神“实用性”，而功利实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对人的影响。作者故意使之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自然不是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从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洁本质，一种独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诗托竹寓意，巧用对比，表达了作者对那种高洁孤傲、坚贞不屈精神的追求。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心灵深处最柔弱部分的千古绝唱。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
“欲饮琵琶马上催”是说正在大家准备畅饮之时，乐队也奏起了琵琶，更增添了欢快的气氛。但是这一句的最后一个“催”字却让后人产生了很多猜测，众口不一，有人说是催出发，但和后两句似乎难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琵琶马上催”，应该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最末两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顺着前两句的诗意来看应当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这样理解的话，全诗无论是在诗意还是诗境上也就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了，过去曾有人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傭说诗》）这话对我们颇有启发。
之所以说“作悲伤语读便浅”，是因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展现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
也有人认为全诗抒发的是反战的哀怨，所揭露的是自有战争以来生还者极少的悲惨事实，却出以豪迈旷达之笔，表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情绪，这就使人透过这种貌似豪放旷达的胸怀，更加看清了军人们心灵深处的忧伤与幻灭。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