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是一首抒发伤春情怀的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词人抒发伤春之情,并非因先睹物而引致伤感,而是深处闺中,即敏锐地感悟到大自然细微的变化,由此引起情感变化。“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词人由风住,即断定“帘外”定然是落花遍地,红白堆积。表现了词人的敏感与对美好事物的关注之情。唐孟浩然《春晓》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韩偓《懒起》诗云:“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倒卧卷帘看。”这两位诗人对风雨后花的状况均无所知,虽有怜花之意,但毕竟不如李清照。当然,李清照对落花给予极大关注,在其潜意识中,多少带有以之自况的成分。首二句虽为状物,但伤感之情已隐然可感。“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次二句,词人的回忆闸门被打开,但对往事的具体内容却避而不谈,只是说此时海棠花落之时,亦是自己伤春时节。“长记”,即常记,说明以往的“伤心时节”之事,常萦绕于心。此外,词人在诸多花卉中,对海棠情有独钟,这或许是海棠有“花中神仙”之美称,以及如霞似雪般的秾丽娇娆,尤其是其高贵优雅之美,与词人个性颇为近似。词人的《如梦令》词:“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表达了对海棠的钟爱,其抒情方式与此词上片也相似。
上片侧重由景生情,为落花而慨叹,而伤春。下片则自然过渡到对闺门独处、孤寂苦闷生活的描绘。“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词人在这里并没有直言其如何的孤寂,愁苦,而是通过四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物体刻画酒阑、歌罢、空的酒杯以及忽明忽暗的油灯,整个画面幽暗、凄清、空冷。试想,一个闺中思妇置身于如此环境中,其心情该是怎样的凄怆孤寂,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白日词人是惜花伤时,夜晚则借酒浇愁愁更愁,想在梦中得到一丝慰藉,然而梦中的情景,依旧使梦魂幽怨哀愁。醒来之时,听到窗外凄厉的“啼鴂”声,更增添了悲怆的情感。因为“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屈原《离骚》),春已逝去,百花也已凋落殆尽。
这首词抒写的是伤春凄苦之情,但词人并没有正面来抒写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室内外景物的刻画,把自己的凄情浓愁寄寓其中,因而全词读来,更感其情深沉、凝重。
“长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作者下笔并没有直接写金山寺,而是先描写金山寺气势不凡的背景。长江自夔门向东,穿过三峡天险,经湖北,过江西,流楼徽,入江苏,两岸虽然不乏高山丘陵,但地势基本上是比较平坦的,没有什么障碍,江水如脱缰的野马,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但到了镇江附近,却突然出现“水面云山”的景象,巍峨的金山在江中突兀而起。山立江中,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奇迹,即使作静态描写,也可谓大观。元曲《黑漆弩·游金山寺》中就有“苍波万顷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竺”的句子。作者在这里用“浩浩西来”的长江作背景,以动衬静,就使金山的景象显得更加壮观,给人一种天外飞来之感。而金山寺雄踞在从江中拔地而起、耸人云天的高山上。“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与楼排”,在把金山寺楼置在浩渺辽阔的背景上之后,接着具体描绘金山寺的景况。但作者仍然没有孤立地就山写山,就寺写寺,而是依旧紧紧抓住山立江中的特征来写。金山寺倒映江中,山与水连在一起,楼台上下相互映照。山在水中,水在山上,宛若一派仙境。这壮丽奇妙的景象,真是鬼斧神工,人间罕见,所以作者说是“天与楼排”。面对如此奇观,作者豪兴大发,饮酒作诗,即景抒怀。
“诗句成风烟动色,酒杯倾天地忘怀”。这两句,作者用狂态来表现自己沉醉在如此胜境中的豪情。他举杯痛饮,乘兴赋诗,一篇吟就,连风云烟霞好像也为之变色。他仿佛离开了人间,置身于人迹罕至的仙境,因而不禁手舞足蹈,将杯中酒倾洒于地。当他从酣饮中睁开朦胧的醉眼时,只见眼前的金山若隐若现,一半儿被云雾笼罩,一半儿陷于烟霾之中,亭台楼阁,仿佛都在烟云中冉冉浮动,那景象,酷似海上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这最后几笔,给整个画面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把读者引入无限的遐想之中。
全篇写景,扣紧了“过金山寺”的一个“过”字。作者不是登临金山,只是乘船经过,因此能够远眺,能够纵览,能够从浩浩长江的广阔背景上,从山与水、山与云、山水与楼台的种种关系上写出金山景色的诗情画意,在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能给人以情的感染。
这首曲子描述宴会后赏花的逸兴。
春宴过后,携扶友人带着美酒步出楼台观花,看过褪妆的红梅,又观刚刚开放的杏花,面对此情此景,作者诗情满怀,联系自己的身世,发出了感慨:“休随刘阮到天台。仙洞窄!”在这里作者表示,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但又要高出刘、阮一筹,决不隐逸避世,而是要担当起编撰金史的历史重任。这一句点题,说明了全曲的主旨。
元好问自金亡后,一直不仕,在故乡构筑野史亭,专心致志,纂修金史,修成《壬辰杂编》《中州集》,保存了金代的作品和史料。作者在饮宴赏春时,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