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之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马致远写了二十多首“落梅风（寿阳曲）”重头小令，内容都是言情，都写得情韵绕梁。这支小令是其中之一。
这支曲子写一个独守空房的年轻女子的哀诉，放在诗歌中，便可加上“闺怨”的标题。散曲与杂剧不同，往往不需要“自报家门”，便可从曲文的情调和构思中来判断出主人公的身份与处境，这也是这首小令饶有兴味的一个方面。
“月堕霜飞，隔窗疏瘦，微见横枝”（宋杨补之《柳梢青·梅》）、“寻常一样窗间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宋杜耒《寒夜》），都说明了梅月映窗特有的动人效果。此曲的起首三句，不动声色，也描绘了月明人静时的这样一幅优美的画面。然而，小令的女主人公却别有怀抱，窗前的梅影不仅未使她愉悦，反而使她感到一种遭受嘲弄的意味。曲末的两句，就造成了这样的转折。
“梅花笑人休弄影，月沉时一般孤另”，是绝妙的构思。它承接了前文的“玉梅斜映”，利用梅花“弄影”、含笑的芳姿，而挑现出女主人公在长夜中“孤另”的事实。本来人自人，梅自梅，梅花即使不存在媚人的本心，至少也无“笑人”的用意，而作者却故意将两者牵惹在一起，且以此作为女子的愤言，则女主人公的孤零、悲愁，就发扬到了极点。更妙的是女子还对梅花的弄影作了进一层的推断，想到了“月沉时”，那时梅花花影随之隐没，自怜不暇，也就无法再“笑人”了。梅花“孤另”与否，其实与月色毫不相干，作者故作文心，以“痴语”的表现手段，便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女子独守空闺的深怨。全曲五句，“人”、“花”、“月”各重复出现两次，却因作者构思的婉曲，令人不仅无累赘之感，反觉愈转愈妙。小令以五分之三的句子写景作为铺垫，而于末两句力为逆折，拈出题旨，且使前时的月窗梅影由清美转为清凄，举重若轻，可谓扛鼎之笔。以梅喻人、衬人固是诗歌常法，而小令于喻于衬更为曲折奇巧，语淡韵远，确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其一
唐代边事频仍，其中有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也有许多拓地开边的非正义战争。这些战事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无休止的穷兵黩武。主要由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同时也有统治者煽动起来的某些人的战争狂热作祟。这首小诗，显然是对后者的功诫。
这首诗可分前后两层意思。前四句为第一层，描绘边塞的秋景。作品所写是“八月萧关道”的景象，但诗人首先描绘的则是一幅内地的秋色图：“蝉鸣空桑林”，绿色的桑林叶落杈疏，显得冷落而萧条，又加之寒蝉的鸣叫，更寒意大起，诗诗中的主人公就在这样的季节踏上奔赴萧关的道路，走出一个关塞又进入另外一个关塞，边塞的景色就更为凄凉不堪了：他看到的只是“处处黄芦草”。诗人先以内地的秋景为衬垫，进而将边塞的从景描写得苍凉之极，其用意在于暗示战争的残酷和表达诗人对此的厌恶之情。
“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幽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沙尘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幽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表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其二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沙漠地区，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
其三
第三首诗记述了一次征战的全过程，从征兵到战斗结束，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表达了对戍边普通士卒的深深同情。
前两句记述将军领旨征兵，暗示了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会战，统兵者权倾一时，名耸天下。第三、四句写朝廷用很重的礼仪拜将出征，而大军沿途经过的州郡也预先按制迎送。这四句描写声势浩大，为下文伤亡之重做了铺垫。接着写出征的结果：参战的几万将士无一生还。虽然言语浅白，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纷纷”，将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但这些戍卒的生命又不同草芥。作者隐愤难平，发出了“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的呼声，这是作者那颗忠直爱国殷殷之心的自然流，虽然这次惨败，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最后两句含蓄地揭示了这次惨败的重要原因，即战略物资奇缺，以步兵之帅与强大的游牧骑兵部落在广漠里作战，必然失败。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战前不作充分的准务，就仓促应战，其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含蓄地讽刺了唐王朝视战争如儿戏的草菅人命行为。
其四
第四首前两句以汉朝霍去病代指唐朝立下赫赫战功的边疆将领。一片悲戚的气氛，因为刚刚埋葬了因战殉国的将军。然后写将军的部下都前来祭奠他，他的死讯使广大的北方边境为之震动。这四句从侧面烘托了将军生前深孚众望，深受士卒爱戴，威震边疆的名将风采，他的死是天下百姓的一大损失。
第五、六句写了忠实的部曲在将军生前随他转战北方广大而漫长的边境地带，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将军去世，他们的功勋人多被取消了，而且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不久也会被调离开去。接着写将军的旧部们虽被剥夺了功勋，但还将被派往别处的的边地驻防，他们悲愤不已，却也只能是对天痛哭。
全诗叙事严整有序，笔力雄健奔放，格调悲壮沉雄，诗人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记录了一位将领的丧葬场面，并由此而折射出军队之中由于有功难赏，致使英雄流涕的不公平现像，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深刻的内部矛盾，对有功将士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更遣”二字值得玩味，愈显朝廷对有功将士的不公，扼腕叹息。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