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上片重在赞扬赵晦之不以个人升沉得失萦怀的胸襟和品德。开头一句“贤哉令尹”,赞颂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以“三仕已之无喜愠”来加以申述。这里运用了出自《论语·公冶长》篇中的典故,概括了赵晦之出仕与罢官两方面的经历,以及赵晦之的忘怀得失的主观态度。在官位观念极重的封建时代,赵晦之这种超脱的态度是十分难得的,所以苏轼以“贤哉令尹”相许。苏轼这样措辞,表达了苏轼对失官的友人的理解、敬重和宽慰。后两句转到说苏轼自己,很有点自愧不如、自惭形秽的意思。这是苏轼的谦虚,而苏轼对赵晦之的推重以及惜才的心理,也见于言外了。
下片紧承上片,写自己归隐田园的愿望。“二顷良田”,用了《史记》中的典故,带有几分幽默感。:当初由于“良田”全无,才走到仕途上来的。可是出仕与归田相比,苏轼此时企图选择的还是归田,“不如归去”。然而说是归田,却是无田。这下,苏轼不知道怎么办,在结尾处,苏轼打趣说:还是回去吧,要等到有良田不知是何年何月呢。由此可见苏轼归田(实际是退隐)心情的迫切。这样写,表现了苏轼在出处之间徘徊的人生态度,但主要还是为了进一层淡化赵晦之的功名心理,消除可能因罢官而引起的失落感,表明自己是同道之人。在当时情境下,这是最得体也最有效的宽慰之辞。
全词,采用对比、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散文句法入词,引用《论语》中的语句,以及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语句,表达了苏轼体贴慰勉的情意。
这两首诗是作者在戊午年正月初一所作。
第一首诗首联和颔联写光阴似箭,不知不觉自己年事已高,与孔子和周瑜相比,感慨自己虚度年华,无所成就。颈联写自己虽已届耄耋之年,却仍为为国家大事在君王面前献计献策。尾联言志,写自己虽不敢以吕尚和卫武公自比,但也要向白居易学习。
第二首诗歌首联写自己年老多病,疏远国事。颔联写众多公卿趋向皇权,很少看重被君王疏远的人。颈联写作者揽镜自照,发觉岁月无情,自己已到暮年。尾联写儿孙们对自己身体和诗歌的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