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