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散曲讲述作者辞官后精心作诗，纵情饮酒，面对眼前的杨柳轻烟、梨花明月，沐浴着海棠清风，早已不想进入虚荣煊赫的相府王宫，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肯定，以及他对现实还有不满和牢骚。此散曲格调高远，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镂刻。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起首的这两句领起全篇，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总体概括：精心作诗，纵情饮酒。作者辞官回乡之后，寄情诗酒，对诗文穷尽心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醇酒，则是甘之如饴，如饥似渴，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这两句虽然十分简括，但却含蓄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诗言志。”在诗文之上如此尽心竭力，说明张养浩并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并不想将自己胸中的锦绣才华彻底埋没于乡野田园。沉浸于酒，更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平静，作者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只是碍于当时现状不敢明言。
“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懵断送”，这两句乃自嘲之语，自问自答中对往昔混迹官场、虚荣煊赫的生活进行了否定：纵然生前有高官厚禄加身，佳人艳妇环绕，死后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一部笙懵发送罢了。至于坟墓是否豪华， 丧懵是否热闹，已经毫无意义。
前文写对现实生活的摒弃、否定，不过是为下文描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做铺垫。其后，作者极尽铺张谊染之能事，将自己辞官后的生活描写得乐趣备至，令人心驰神往：“金波”“银瓮”“翠袖”“玉钟”，这两句以器具的精美珍贵、衣饰的华丽精巧来反映府中生活的奢华； 皎洁明亮的月光之下，微风夹杂着海棠香气拂面而过，“绿杨烟”“梨花月”“海棠风”将作者的生活环境渲染得十分雅致。本来极为寻常的田园生活，在摆脱了俗世羁绊、无牵无挂的作者心中，却生发出了无限奇思妙想，产生了十分惬意的感受。
因此，“闲受用”的作者， 对“丞相府”“帝王宫”中尔虞我诈、污浊不堪的生活才毫无留恋之情，坚守自己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远离官场、忠于本心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和重视， 也是作者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坚定心声。
这是首念远之词。上阕由思妇恋"王孙"的愁情写起，接着描写思妇缓慢起床、鬓发乱而不愿梳理的细节，表现其心怀哀怨的情神状态。接下来写"王孙"音信全无，自己却茫然期待的怅惘。虽担心对方恩断义绝，但仍在盼望他重回自己身旁。弃妇之怨被写得淋漓尽致。
开篇写金炉里香烟袅袅上升，这是深锁闺房“醉沉沉”的人之所见。铜炉里的香烟，缭绕上升，盘旋似篆文，这时候已经消散 ；庭院里树木的阴影转过了正午所在位置，也就是刘禹锡《池亭》诗所写的“日午树阴正 ”，而稍稍往东偏斜了。这几句描绘的是深锁闺房“醉沉沉”的人之所见、所感。
开头三句已充分刻画了“画堂人静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宁静，人不会对炉中升起的香烟那么注视，看出它升起后的形态变化以至于散灭；对庭中树木阴影的“转午 ”，也不会感觉得出来。身在如此的环境中，她在想些什么呢？下句才透出一些消息 ：“芳草王孙知何处？”这里是用“王孙游兮不归 ，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句意，表明“她”是在怀念远人 。
“惟有杨花糁径”点明此时是杨花飘飞的暮春天气。她的情，如山涧小溪，水流缓慢，与那静悄悄的环境，很是和谐。不过从“杨花糁径”看 ，这春光已是“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苏轼《水龙吟 》）了 。“惟有”二字又表明路上只有杨花，并无他所盼望的归人。她的愁绪从中轻轻地流漾出来了。
“渐玉枕、腾腾春醒 ”。从方才的“醉沉沉”而仍有所感觉来看，她依依而睡并不久 。“腾腾春醒”这句话说的是醒后懒散的情态，与“醉沉沉”上下照应。彼时即有“芳草王孙知何处”之感，现在梦破春醒，这种感觉岂不更深？感情的潮水将在她的心里掀起更大波澜，也许还是“醉沉沉”的好 。“帘外残红春已透 ”，加上前面的“杨花糁径 ”，为什么接连不断地重复春天的归去呢？春老花残，闺中人敏锐地感觉自己的青春将逝，红颜将老。从这些看似写景的反复描述中，可以看出正渗透着人的感情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姜斋诗话》）。这几句的“景中情”完全达到了“妙合无垠”的地步。
“镇无聊、殢酒厌厌病 ”。前面的景物描绘无不寓有一个“情”字，到此句便写出女主人公残春时节的心情。这句词中的“镇”作“长”的解。这句话说的是长日情思无聊 ，故缠绵于酒 ，借以消愁。刘过《贺新郎》词曰：“人道愁来须殢酒”，就是这种状态了。结果是愁未能消，反而因酒致病，精神不振。
“云鬓乱，未忺整 ”，说的是没有好心情去梳理零乱的鬓发。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更有“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诗·卫风·伯兮》）之意。因“无聊”而“殢酒”，因酒而“厌厌病”，因病而懒妆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春去而人不归引起。词写到这里，已由外部描写隐约透露出人物的内心。
下阕，则完全转入女主人公自我抒情了 。“江南旧事休重省 ”，这句劈空而来，一下启开了女主公人的心扉。那“江南旧事 ”，也许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温馨岁月吧，如今却是“休重省”了。是真的不愿“重省”么，还是“省”也无用，故作决绝语呢？正是这一个“休”字蕴含着说不尽的情意。接着她直率地道出了底蕴：“遍天涯、寻消问息，断鸿难倩”，说的是到处探听而信音杳然。“月满西楼凭阑久”，说的是她悄悄登上西楼，独自望着银白的月光洒满大地，痴痴地想着 。“依旧归期未定”——他现在大概正想着回来，只是日子还没有确定，所以鸿雁没有传来书信吧。
这只是她的想象，情况是否如此，并不十分清楚。这样她又陷入了揣想中 ：“又只恐瓶沉金井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有云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本词根据白诗以“绳断瓶沉”作比，慨叹爱情破裂已无法弥合。“又”字意味深长，它恰与上句联系着。她本来是希望他能回来，只是“归期未定”；转而再想，愈感到没有把握，故有此“又”字。读之令人感到万转千回，心潮翻腾，柔肠寸断。
“嘶骑不来银烛暗，枉教人立尽梧桐影”。从“篆缕销金鼎”到“庭阴转午”，到“月满西楼”，到“银烛暗”，时间的脚步在静寂中前进着。她沉醉，入梦，醒来，倚阑望月，最后寄希望于万一，盼着听到马嘶声，所思念的人也许会骑着马归来吧。但直到“银烛暗”了，月落了 ，“梧桐影”尽了，她一直在痴痴地望着，听着，仍不见人归。这里直引吕岩《梧桐影》词“教人立尽梧桐影 ”，而添一“枉”字领起，语更痛切。
“谁伴我，对鸾镜”，这是发自肺腑的痛切心声。“鸾镜 ”，是用来梳妆的 。昔日鸾镜前，人影双双，也许还有过张敞画眉那样的风流韵事，然而今日独对鸾镜，岂不令人柔肠寸断 ！这位女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一言一语埋怨对方，直到最后，也只是婉转倾诉，连一点愠怒的情绪都没有。和婉淳雅，在思归的形象中，独树一帜 。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贪官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