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首联所写登三山、望金陵与谢脁所作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相同，借用谢脁诗句，以长安代指金陵，即地即景即事自然而生的缅怀古人之情十分熨贴而浓郁。“水澹”是描绘江水恬静的样子，变绘形态为绘色彩。
颔联“芜”是繁草丛生之貌，“河阳县”位今河南省孟县西，谓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次句“河阳望京县”，以河阳代指三山，李白循此。此联承首联“望长安（金陵）”，意为登上繁茂草木掩映下的三山，面对大江秋色而北望金陵。这一联中，不仅有“芜没”的“河阳”，秋日的大江，更有在这寥廓江山中引领北望的诗人形象。无论是葱茏的三山、旷远的秋江还是凝望的诗人，都隐含着深深的情意。此句联系诗题“寄殷淑“可以体味出诗人寄托的是思友之情。在这一联，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由首联的缅怀古人而暗暗地向思念友人过渡。
颈联“卢龙”即卢龙山，与三山同在当时的昇州，临大江，远接金陵，此处用以代指望中之金陵；“鳷鹊”本鸟名，南朝时金陵建有鳷鹊楼，此处亦用以代指望中之金陵。“霜气冷”，“月光寒”均借助于人的感受来写景，它与上联的“秋”字相呼应，透出遥望金陵所见的一片寒凉冷寂之气。以凄凉索寞的哀景引出孤独凄凉的思友意境。这一联表面并未明言思念友人，而思念之情浸溶于景中，显得更为深沉而浓挚。
尾联，思友之情由暗转明。“琼树”本是树的美称，此处用以比喻殷淑美好的人品。此联意为自己真诚地忆念着友人，将寄诗天涯，使远离的友人得到一点友情的欢慰。在这一联中，诗人的“耿耿”之情，友人的“琼树”之美，相隔“天涯”之远，寄上“一欢”之慰，把友情推向了至深至浓至切的境地。
这首诗化用了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的诗题，也借鉴了谢脁诗首二句的句意，且同为抒写愁怀。谢脁诗写思故乡之恋，李白诗写故友之思；二者所寄情不同。李白这首诗写秋夜哀景，景中有哀情，景又正衬其衰情；又以“琼树”、“一欢”作结，留给人的是飘逸之态。四联中起承转合关系中包蕴感情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