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第一句写云：黑云像打翻了的墨汁，还未来得及把山遮住。中把乌云比作“翻墨”，形象逼真。第二句写雨：白亮亮的雨点落在乱面溅起无数水花，乱纷纷地跳进船舱。用“跳珠”形容雨点，有声有色。一个“未”字，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一个“跳”字，一个“乱”字，写出了暴雨之大，雨点之急。第三句写风：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得乱面上刹时雨散云飞。“忽”字用得十分轻巧，却突出天色变化之快，显示了风的巨大威力。最后一句写天和水：雨过天晴，风平浪息，诗人舍船登楼，凭栏而望，只见乱面上天入水，水映天，水色和天光一样的明净，一色的蔚蓝。风呢？云呢？统统不知哪儿去了，方才的一切好像全都不曾发生似的。
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乱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令人读来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乱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乱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诗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说明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句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
此诗描绘了望乱楼的美丽雨景。好的诗人善于捕捉自己的灵感，此诗的灵感可谓突现于一个“醉”字上。醉于酒，更醉于山水之美，进而激情澎湃，才赋成即景佳作。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乱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乱骤雨图”。乌云骤聚，大雨突降，顷刻又雨过天晴，水天一色。又是山，又是水，又是船，这就突出了泛舟西乱的特点。其次，作者用“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很强的质感。再次，用“翻墨”写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点飞溅的情态，以动词前移的句式使比喻运用得灵活生动却不露痕迹。而“卷地风来忽吹散，望乱楼下水如天”两句又把天气由骤雨到晴朗前转变之快描绘得令人心清气爽，眼前陡然一亮，境界大开。
第二首诗是写乘船在乱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乱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注引张栻的话说：“天禧四年（指1020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奏：以西乱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卖鱼放生，还要弄个“祈福”的名堂罢了。西乱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乱地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与，游乱的人常常会把食饵投放水里，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不去管它们，它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人追赶过来。至于满乱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示出一派野趣。
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枕能令山俯仰”——山本来是不能俯仰的，杜甫有“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屹如山”（《池州送孟迟》）的说法，苏轼却偏要说“山俯仰”。诗人认为，山是能俯仰的，理由就在“水枕”。所谓“水枕”，就是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摆，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如同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
“风船解与月裴回”——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趣。乱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慢慢移动，就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这也不算新奇。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来，那就生出了新意。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诗人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诗人想，如果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他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包含了一些哲理，他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所以说，诗句写得饶有情趣。
第四首诗首句中的“游女”当是采莲女。因为从这一组五首诗看，苏轼应该始终都在望乱楼上，所以木兰桡上的该是“游女”。旁人不可能跳到水里给她们献花。倒是她们近水楼台，可以采了荷花献给别人。所以这第一句是写“游女”们献花给游客。水里采花的“游女”，应该就是采莲女了。天上下雨了，采莲女在乱中，首饰未免被打湿了。“无限芳洲生杜若”，屈原在《湘夫人》里有写过“搴汀洲兮杜若”，杜若代指各种香草。而“香草美人”是楚辞中最重要的意象，倒推可知，楚辞招在这里就是代指“香草”。“吴儿不识楚辞招”，是感慨采莲女不认识《楚辞》中的各种香草。杜甫《归梦》诗中有“梦归归未得，不用楚辞招”之句，“不用楚辞招”切合“有家难回”之意，与这里的“楚辞招”的意思完全不同。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 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
该词为登蛾眉亭远望，因景生情而作。风格豪放，气魄恢宏。
蛾眉亭，在当涂县（今安徽境），傍牛渚山而立，因前有东梁山，西梁山夹江对峙和蛾眉而得名。牛渚山，又名牛渚圻，面临长江，山势险要，其北部突入江中名采石矶，为古时大江南北重要津渡、军家必争之地。蛾眉亭便建在采石矶上。
上阕以写景为主，情因景生。“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起句突兀，险景天成：登上蛾眉亭凭栏望远，只见牛渚山峭壁如削、倚天而立，上有飞瀑千尺悬空奔流，泻入滔滔长江。词人见奇景而顿生豪情，“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前句是说：那江天之外两座夹江而立的远山，宛如美人刚刚用黛石涂过的两抹弯弯的蛾眉。“凝”，谓凝止、聚积；在这里则指蛾眉凝愁；这便引出下面的句子“愁与恨，几时极”来，“极”谓极尽、完了：那眉梢眉尖凝聚不解的愁与恨，到什么时候才能消散？这里运用了拟人化与比喻相结合的手法，，说的是蛾眉含愁带恨，其实发泄的却是词人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愁苦。词人生于宋、金交兵、战火遍地的动乱年代，身为南宋官员，面对半壁大好河山已陷金人之手、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情景，他所愁所恨的应是对恢复版图、统一旧时河山的希冀一次次的破灭与继续企求。
下阕以抒情为主，情与景融。“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是写：波涛汹涌的江水正卷起连天怒两，浪高风急；酒意初退，耳畔便仿佛响起如怨如诉、不绝如缕的塞外悲笛。“塞笛”，自然是边塞亦即“塞外”的笛音；古人以长城为塞，“塞外”则指今长城以外亦即我北部边疆地区，它常与“江南”相对仗使用。身在南国的词人所听到的“塞笛”，只能是因为日夜将收复失地萦绕心头而形成的一种幻觉，在写作技巧上则是使用了跨越空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胆联想，这使豪气之中多少带进了一丝苍凉。当然，“塞笛”也可指实边防军队里吹奏的笛声，因为那时的采石矶就是南宋与金国交界的军事重镇，史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将虞允文曾大败金兵于此地。但诗词贵虚不贵实，若作前者理解，更增加些促人深思的、奇异的色彩。接下来词人又迅速将驰骋的想象拉回到眼前，这里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颠沛、依傍从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生活的地方，采石矶一带正是诗人醉后入水、欲捕明月而葬身的地方。“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中，前句是说：试问到哪里去才能追寻到谪仙人李白的踪迹？作者对着茫茫江水，呼唤寻找着前朝那位狂放不羁、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这寻找、这呼唤，既是对所倾心仰慕的诗人的凭吊（据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记载，李白墓在当涂东南之青山北麓），却也可理解为词人在积极地为苦闷心情寻找寄托，希望自身也具有旷达、豪迈如李白般的性格。结句“青山外，远烟碧”意境开阔，它不仅对前面之问句作了答复，而且是词人对愁与恨交错缠绕所作的奋力摆脱：那万重青山外，千里烟波的尽头、郁郁葱葱的地方，当更有令人神驰的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