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叙述了一位老将的经历。他一生东征西战，功勋卓著，结果却落得个“无功”被弃、不得不以躬耕叫卖为业的可悲下场。边烽再起，他又不计恩怨，请缨报国。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蒙昧， 冷酷无情，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
全诗分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是写老将青壮年时代的智勇、功绩和不平遭遇。先说他少时就有李广之智勇，“步行”夺得过敌人的战马，引弓射杀过山中最凶猛的“白额虎”。接着改用曹操的次子曹彰故事，彰绰号黄须儿，奋勇破敌，却功归诸将。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描绘老将的智勇才德。接下去，以“一身转战三千里”，见其征战劳苦；“一剑曾当百万师”，见其功勋卓著；“汉兵奋迅如霹雳”，见其用兵神速，如迅雷之势；“虏骑崩腾畏蒺藜”见其巧布铁蒺藜阵，克敌制胜。但这样难得的良将，却无寸功之赏，所以诗人又借用历史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汉武帝的贵戚卫青所以屡战不败，立功受赏，官至大将军，实由“天幸”；而与他同时的著名战将李广，不但未得封侯授爵，反而得罪、受罚，最后落得个刎颈自尽的下场，是因“数奇”。这里的“天幸”，既指幸运之“幸”，又指皇帝宠幸；“数奇”，既指运气不好，又指皇恩疏远，都是语意双关的。诗人借李广与卫青的典故，暗示统治者用人唯亲，赏罚失据，写出了老将的不平遭遇。
中间十句为第二段，写老将被遗弃后的清苦生活。自从被弃置之后老将便“衰朽”了，岁月蹉跎，心情不好，连头发都白了。他昔日虽有后羿射雀而使其双目不全的本领，但久不习武，双臂就如同生了疡瘤，很不利落了。古人常以“柳”谐“瘤”，并且“杨”“柳”通假。在这里诗人以“杨”谐“疡”（疮）是照顾到诗的平仄声调。老将被弃，疡生左肘，却还得自寻生计，“路旁时卖故侯瓜”。“故侯”，指秦东陵侯召平，秦破，为布衣，种瓜于长安东城。这里说他不仅种瓜，而且“路旁时卖”，可知生活没有着落；“门前学种先生柳”，也是指他以耕作为业的意思。陶渊明门前有五柳，因自号“五柳先生”。至于住处则是“苍茫”一片“古木”丛中的“穷巷”，窗子面对着的则是“寥落寒山”，这更见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从无宾客往还。但是老将并未因此消沉颓废，他仍然想“誓令疏勒出飞泉”，象后汉名将耿恭那样，在匈奴疏勒城水源断绝后，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终于又得泉水却敌立功；而决不像前汉颍川人灌夫那样，解除军职之后，使酒骂坐，发泄怨气。
最末十句为第三段，是写边烽未熄，老将时时怀着请缨杀敌的爱国衷肠。先说西北贺兰山一带阴霾沉沉，阵战如云，告急的文书不断传进京师；次写受帝命而征兵的军事长官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一带征召大批青年入伍，诸路将军受诏命分兵出击。最后写老将，他再也呆不住了，先是“拭拂铁衣如雪色”，把昔日的铠甲摩擦得雪亮闪光；继之是“聊持宝剑动星文”，又练起了武功。他的宿愿本就是能得到燕产强劲的名弓“射天将”擒贼擒王，消灭入寇的渠魁；并且“耻令越甲鸣吾君”，绝不让外患造成对朝廷的威胁。结尾为老将再次表明态度：“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借用魏尚的故事，表明只要朝廷肯任用老将，他一定能杀敌立功，报效祖国。魏尚曾任云中太守，深得军心，匈奴不敢犯边，后被削职为民，经冯唐为其抱不平，才官复旧职。
这首诗十句一段，章法整饬，大量使事用典，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刻画出“老将”的艺术形象，增加了作品的容涵量，完满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沈德潜《唐诗别裁》谓“此种诗纯以对仗胜”。诗中对偶工巧自然，如同灵气周运全身，使诗人所表达的内容，犹如璞玉磨琢成器，达到了理正而文奇，意新而词高的艺术境界。
《夏夜叹》描写的是窗下纳凉的情景，开始两句就是对酷暑的控诉：“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然后就是对清凉的期盼：“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后面就是他纳凉时的情形，接着是由此的所思：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局势动荡，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这四句感叹白日漫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夜晚，酷暑难耐，使杜甫的心情烦躁。他希望能够唤来万里长风，疏解夏日的燥热。这几句日暮思风，引起下面八句的夜景。
“昊天得华月”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夏日夜凉之景：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杜甫感叹仲夏之夜太过于短暂，白日漫长。他的诗真是道得了人民的心声啊，夏日的夜晚哪里是微凉啊，只能说不是很热罢了，要是夜再长一些，也许会凉快点儿！他打开窗户，能看到夜色下的细微之物、昆虫振翅飞翔。于是，他便由此联想到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物情各适，起下文征人。
“念彼荷戈士”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夜热之感。杜甫由景联想到人，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想到他们的痛苦，炎炎夏日怎么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只能无可奈何！他们整夜在敲击刁斗忙于警戒，虽然身穿官服，却还不如早日回到故乡。
“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末四句乃夜触所闻，而伤叹世事也，他期盼着太平盛世。在此时，他似乎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这两首同调的词，描绘了两幅江南美景。全词以“闲梦”起，以秋意收，用凄寒冷寂的秋景抒发作者孤苦怀思的悲情，缀笔不多而气氛浓郁，未见雕琢而含蕴深远，描摹生动，笔笔见情，足见才力。
第一首写春景。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概括写出广大的江南地区，正是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春之名“芳”，使人如见百媚千娇的花容，如闻馥郁的花香。
“船上管弦江面渌，满城飞絮辊轻尘。弦杀看花人！”词人从三方面具体描写了这“芳春”美景。首先是春风拂面、水波荡漾的春江。“船上管弦江面绿”的“江”，当是流经南京城的长江支流秦淮河。春满金陵，石城生辉，秦淮河上绿波荡漾，画船游舫，来往穿梭，船上丝竹相和，飞扬出舷的乐声飘荡于水波之上，动人心魄。这里，词人仅在一句之中，就把有形之物、无形之声和鲜明之色集合调配绘制成一幅水上音乐会的画图。句末的“绿”，乃是春天的颜色，是生命力的象征，它既写水色，亦状春色。它与“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一样，一下就将生机勃勃的江南春色概括无余。其次，词人又把目光转向陆地，抓住春风杨柳、飞絮满城的典型景色，进一步写出江南春景之美。“满城飞絮滚轻尘”，是实景的形象描写，同时还是对春风的暗写。词人并未直接写春风，但从那一“飞”一“滚”之中，却已使人觉得扑面的春风是无所不在了。“轻尘”翻滚，除春风吹拂的自然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春色美好，人人皆欲观赏，游人多了，自然也就践起轻尘滚滚，故“滚轻尘”乃借物写人，说明游人之多。只有这样，才能与下面的描写自然地衔接起来。“弦杀看花人”：春是百花盛开之时，观赏众芳，确是赏心悦目的快事，所以，写春是很难不写花的；但词人却不直接写群花如何美丽动人，而只说把看花人“弦杀”了。一个“弦杀”，则百花之美，看花人兴致之高，人之多，场面之大，尽在其中。
第二首写秋色。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词人笔下的江南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其总的特色是一个“清”字。“清”，兼有清澈明朗和清爽凉快之意，它概括出秋天的景色和气候两方面的特点。正因为“清”，词人才能将这秋景（无论是近、中、远景）看个清清楚楚，也才能将这秋景生动地描绘出来。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在总括秋色之“清”后，接着，也是从三方面对之加以具体描写。首先是远景，词人从大处着墨，给“千里江山”敷上一层“寒色”，勾画出一幅江山秋晚图。所谓“寒色”，乃清冷之色。“寒”与“清”，其义是可以合二而一的。“寒色远”的“远”，既说明是远景，又是对千里江山皆寒色的一个模糊的数的量度，它还与“闲梦远”的“远”在内容上有内在的联系，即以在一片“寒色”掩映之下的“千里江山”之“远”，来说明“闲梦”之“远”。其次是中景。“芦花深处泊孤舟”，既是写自然景物，也是写人的活动。“舟”之谓“孤”，除从数量上指舟乃独木一叶外，也暗点出舟中人的孤独，使人想象出其身世之漂泊凄苦，心情的酸楚悲凉；如再看这“孤舟”乃泊于芦花深处，则其孤独、凄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它在情调上与前面的“清”“寒”是完全一致的。“笛在月明楼”，是说秋月当空，银光如泻，高楼之上，笛声忽起，那悠扬的笛声，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它说明吹笛人的心灵在颤动，听笛人的心潮在激荡。古代诗人，大都以笛声写离别之思，表哀怨之情，故向秀思旧，有感于邻人吹笛之发声嘹亮，叹而赋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唐人亦有“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声？……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杜甫《吹笛》）之句。由此可见，词人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是一种思念故国的眷恋难舍之情。不过，它不像前面那样是由“清…寒…孤”等字予以点出，而是隐含于笛声之中。我们只有明了了这一点，才算把握住了此句内容的实质。
总之，这两首词的写法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先对景色的特点作总的概括，然后再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具体描写；所不同者，是它们的色调和情调，即前者色暖，后者色寒，前者欢快，后者凄清，由此造成的意境也有所不同。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