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几乎全是抒吐对往日恋情的回忆，一双爱恋的人两情相许、郑重盟约的情境，深挚动人。词人对当时景象的宛然追忆，浸透了离别的酸楚。
词的上片主要是写景与追忆往昔。“燕归花谢，早因循、又过清明”，燕子归来，群花凋谢，又过了清明时节，首句交代了时令，即暮春时节。词人用“燕归”来暗指世间一切依旧，可是自己所爱之人却不能再回来，所以才会“是一般风景，两样心情”。
词到下片．纳兰睹物思人，发出了旧情难再的无奈慨叹。“乌丝阑纸娇红篆，历历春星”，在丝绢上写就的鲜红篆文，如今想来，就好像那天上清晰的明星一样。“道休孤密约，鉴取深盟”，丝绢上写的是当初二人的海誓山盟，这些文字作为凭证，见证了不要相互辜负的密约。然而，誓言也会有无法实现的一天，如今回忆起往事，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打湿了银屏。词到“语罢一丝香露、湿银屏”时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此曲前三句写现实之景、历史之思。“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这支曲整体透着一种沉重的悲凉之感，起句“江南倦客登临”便初露端倪。“倦客”意味疲倦于游宦之人，加上“江南”二字，明确宦游的地点。乔吉是太原人，后寓居杭州，一生四海漂泊，故以“江南倦客”自称，而“倦”字正显示了他对于这种漂泊生活的倦怠。“多少豪雄，几许消沉”，眺望着毗陵的夜景，作者陷入了深思。过往的历史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如今都已经“消沉”。这两句从现实之景转人历史之思，一下子拓宽了曲子的境界。
中间三句援引两个典故。“今日何堪，买田阳羡，挂剑长林。”曲中援引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典故。“买田阳羡”是用苏轼典，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被贬谪之后终于悟出世事皆虚幻的道理，到晚年再不倾心于官场，只求在田园中度过余生。人生如梦，曾经的美好最终也难逃过历史尘埃的掩埋，这也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共同的心绪和愤慨。“挂剑长林”，是用季札典，也有说乔吉此句是化用晋代许逊挂剑长松的典故。如此饵释似乎与上句更为相符，与整首曲的基调也更为呼应。
末尾几句写他人富贵，自己生命如流，倍感凄凉。“霞缕烂谁家昼锦，月钩横故国丹心”，这两句对仗工整。“昼锦”则是用来比喻朝霞，作者在“霞缕烂”和“昼锦”之间，插入“谁家”二字，一下子使自己与这种富贵、耀眼的景象隔绝，这富贵不过是别人家的，与自己毫无一丝关系。朝霞已去，夜晚到来，残月如钩，“故国丹心”句是化用周密《一萼红》，谓岁月如梭，人鬼殊途，对故国的一片丹心都是过去式了。窗影深深，夜已经深了，灯火也归于黯淡。遥望窗外，山野间“磷火青青，山鬼喑暗”。残灯喻指毕命之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将化为泡影，都逃不过生死天命，让人倍感凄凉和肃然。
乔吉那些表达归隐之心的作品是他寻找解脱和心灵慰藉的产物，这首曲进一步展现了他内心对于一生漂泊、无法超脱命运的痛苦。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只有和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结合才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乔吉的散曲便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阅读这支小令，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感伤，他清楚地看着这个现实，却一直无法接受，这也是其痛苦和矛盾的根源。
诗从自己的行程写起，天还没有大亮就趁着月光从云阳出发，到太阳落山才到达朱方，按这两地相距甚近，根本用不着花一天时间，所以这里言外显然是要说自己在途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庐陵王墓下（刘宋皇室的陵墓都在朱方的郊区）。诗人对这位不幸遇害的少年王子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道消”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徐羡之等人横行的岁月里，小人猖獗，君子道消，自己十分愤懑，但无从表达，郁积于胸中已久；现在拨乱反正，国运中兴，才得以一抒其哀悼的深情。“开运”二字有歌颂刘义隆之意。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两句说逝者虽死犹生，当年的谈话自己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与墓中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乃是伤逝一类诗歌最重要的内容，往往会写得比较多；但这里却一笔带过，点到即止，很快就转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感慨时光过起来真快那种比较常见的叹息当中去了，似乎不免有些奇怪。
这里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在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七个儿子中，首先继承皇位的老大刘义符最缺乏政治家素质，他的爱好是乱玩一通，或模仿民间如何做小生意，于是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下台并被杀。他的二弟庐陵王刘义真则要出色得多，他很早就参加过刘裕恢复中原的战争，差点牺牲在关中；回到首都以后，注意笼络人才，与文化名人、宗教精英相接纳，对未来有所规划。《宋书》本传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裕去世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未之任而高祖崩”，稍后才去历阳赴任，出发前“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一个影子政府公开亮相了。
谢灵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回首都任高官的。他对朝廷一举粉碎徐羡之集团、为庐陵王刘义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刘义真当年的狂言却绝对不宜去谈，于是他借用《诗经》中现成的“德音”一词，将自己与这位小王爷的深交含含糊糊地一提就告结束——再多说一句就成蛇足。
这时候只有哀叹刘义真的死于非命是不会犯任何忌讳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口头和书面上多次说起他那十八岁就被人害死的二哥义真乃一“冤魂”。所以谢诗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他主要用了两个典故，延州季子挂剑的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谢诗用这一典故既表明自己不忘故旧，也表明生者的纪念无法让逝者复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动了真感情的话，不是一般的门面语。“楚老惜兰芳”典出《汉书·龚胜传》，谢诗用这一典故的含义显然是痛惜刘义真毁灭于高尚，“抚坟徒自伤”则是觉得自己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以脱俗的言辞来吊唁龚胜的楚老当是道家者流，他看清了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毁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谢灵运在诗中大发这一类感慨，既以哀悼庐陵王刘义真，也表达了他本人深沉的忧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四句比较曲折，不易索解。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文选·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云：“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言己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复尔，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痛，定非心识所能行也。”而吕向注则认为：“若，此也，此人谓王也。通，言聪明好古；蔽，谓与群邪不协，自见灭亡也。此两者互相其妨。”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大体取后一说并有所修正，指出：“通，谓生为帝子；蔽，犹塞也，谓废为庶人。此互相妨矣。”黄说甚是。追寻作品中词语典故的来源，李善本事很大；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他的悟性似乎不是最佳，有时反不如学问要小得多的五臣。这四句诗略谓像庐陵王刘义真这样的人，他的高贵出身同他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矛盾了，简直不能理解，只好痛哭流涕。这里很有些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四句略带玄言色彩，而正能表达其悲痛之深。最后几句说，刘义真死得太早，又死得特别冤枉，现在虽然得到昭雪，也不过是一个空名，我巨大的哀痛无法抑制，只好长歌当哭，根本算不上什么诗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精细地描绘风景，感情色彩并不很浓，有一点也特别含蓄深沉，不大容易感觉到；他的政治抒情诗则不同，这一首更是很动了感情的。由于形势的微妙复杂，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但他其实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