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自己的装束。腰垂锦带,显示出衣饰的华美和身份的尊贵,与第三句“关西将家子”相应;佩吴钩(一种吴地出产的弯刀),表现出意态的勇武英俊。杜诗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之句,可见佩带吴钩在当时是一种显示少年英武风姿的时髦装束。寥寥两笔,就将一位华贵英武的“关西将家子”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第二句“走马曾防玉塞秋”,进一步交代自己的战斗经历。北方游牧民族每到秋高马肥的季节,常进扰边境,需要预加防卫,称为“防秋”。玉塞,指玉门关。这句是说自己曾经参加过防秋玉塞、驰驱沙场的战斗行动。和上句以“锦带”、“吴钩”显示全体一样,这里是举玉塞防秋以概括丰富的战斗经历。
不过,诗意的重点并不在图形写貌,自叙经历,而是抒写感慨。这正是三、四两句所要表达的内容。“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关西,指函谷关以西。古代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李益是姑臧(今甘肃武威,亦即凉州)人,所以自称“关西将家子”。表面上看,这两句诗语调轻松洒脱,似乎带有一种风流自赏的意味。但如果深入一层,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理想抱负和其他作品来体味,就不难发现,在这潇洒轻松的语调中正含有无可奈何的苦涩和深沉的感慨。
写慷慨悲凉的诗歌,决非李益这们“关西将家子”的本愿。他的《塞下曲》说:“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象班超等人那样,立功边塞,这才是他平生的夙愿和人生理想。当立功献捷的宏愿化为苍凉悲慨的诗思,回到自己熟悉的凉州城时,作者心中翻动着的恐怕只能是壮志不遂的悲哀吧。如果说:“莫笑”二字当中还多少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那么,“只将”二字便纯然是壮志不遂的深沉感慨了。作为一首自题小像赠友人的小诗,三、四两句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式的感情。
这当然不意味着李益不欣赏自己的边塞之吟,也不排斥在“只将诗思入凉州”的诗句中多少含有自赏的意味。但那自赏之中分明蕴含着无可奈何的苦涩。潇洒轻松与悲慨苦涩的矛盾统一,正是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它耐人寻味的重要原因。
七绝《馆娃宫怀古》共五首,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这五首思古寄慨之作,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因寻找馆娃宫旧迹而作。组诗咏怀古事以寄讽,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通过馆娃宫昔盛今颓的具体情形的对比,反映吴国的盛衰兴亡,籍此表达对世事沧桑、国事兴衰的慨叹。
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