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
翻开苏轼的诗集，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但是这一首《观潮》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却很特别，极具禅味。
就苏轼的庐山诗而言，他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别开生面；他写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独步古今。前者哲理趣味极浓，说明如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就常被现象迷惑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真相。后者观察景物敏锐而深刻，譬如恰到好处。《观潮》一诗，也是继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
从诗的命意看，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常萦于梦寐。似乎如果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可是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以禅理入诗的历代诗人都有，唐代的王维可以说是代表，因为他追慕隐逸恬静，后来更皈依佛教，所以很多诗表现了出尘的思想。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都是例证。苏轼在经历过宦海风涛，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所谓禅宗，有南北之分，北宗强调“住静观心”、“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以达到“无念为宗”。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未来时的千般期待、万分遗憾，显得很可笑了。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抒怀之作，明写离群孤雁，实写与其同病相怜的自己。
大雁不善于单独生活，离群往往是迫不得已，所以那些落单的大雁容易让人心生怜悯之情。纳兰此时就像一只“霜冷离鸿惊失伴”的孤雁，当他在满地秋霜中抬头看见那只拼命南飞、声声哀啼的大雁时，忍不住喃喃自语：“你可知这地上有个人与你同病相怜啊！”他想要把满怀愁绪用书信寄出，但“愁多书屡易”，他发现愁绪太多且变幻不定，屡屡修改增删，这封信便迟迟写不下来，于是只能对着烛光暗自垂汨，即“双泪落灯前”。越是纷乱，就越想拆解清楚。所以陷入情绪困扰中的人容易追思往事，纳兰提醒自己“莫对月明思往事”，那只会让人衣带渐宽，形影憔悴。可是这样的提醒往往是苍白的。一个人最难明白、也最难管住的莫过于自己的心。
“无端嘹唳一声传。”云中忽然传来一声孤雁哀鸣，抬头望去，那孤单的影子在初秋的寒风之中缥缈远去。末尾“西风吹只影，刚是早秋天”和上阕里“同病相怜”二句已将天上孤雁与地上旅人合二为一，所以，这孤单的“只影”既是雁，也是人，一语双关，给人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
全词突出了人雁合一，情景合一，雁之孤影与人之孤独，交织浑融的意境；抒发了孤寂幽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