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岫无心，为霖何意。都缘行止难拘系。幽人心已与云闲，逍遥自在谁能累。
出岫无心，为霖何意。都缘行止难拘系。幽人心已与云闲，逍遥自在谁能累。
这首诗题为《春思》，大意是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在明媚的春日里对丈夫梦绕魂牵的思念，以及对反侵略战争早日胜利的盼望。盛唐是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但边境战争却并未停息。前方将士与家乡亲人相互思念之情。仍然是诗人们吟咏的重要主题。这一类诗作总的来说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内容也较为充实。由于富有真情实感．其中不乏千古传涌的佳作。
首联“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对比鲜明，动人心弦。“莺啼燕语”，这是和平宁静的象征；新年佳节，这是亲人团聚的时辰。但是，另一方面，在那遥远的边关，从征的亲人却不能享受这宁静，无法得到这温情。上句“莺啼燕语”四字，写得色彩浓丽，生意盎然。使下句“马邑龙堆”，更显得沉郁悲壮。诗人好似信笔而下，但震撼力却很强。
良辰美景，未必便能带来欢乐；温柔乡里，最易惹动离情。“家住秦城邻汉苑”，秦城指咸阳，汉苑指长安。诗中的女主人公虽然目睹京畿的繁华与和平，却是“心随明月到胡天”，早巳飞到丈夫的身边。关河万里，能隔断人的形体，却隔不断心灵的呼唤，而作为心灵交通媒介的，大概只有那普照万方的明月了。
为了寄托无穷的思念，女主人公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仿照古人故事，为远方的夫君织一幅锦字回文诗。回文诗循环可读，无始无终，思妇的离恨也缠绵不尽，地久天长。“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上句一个“论”字。下句一个“笑”字，都是拟人化的写法。锦字回文诗的内容。无非离情别恨。锦字诗有多长，恨便有多长，锦字诗无穷，恨也无穷。楼上花枝本无情，然而在诗人眼中。那花团锦簇的样子，很像是在嘲笑独眠之人。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提出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不问别人而问元戎，因为他是军中主帅：你什么时候才能得胜班师，勒石而还？女主人公对亲人的思念是痛苦而深挚的，然而她也深明大义。她当然懂得，只有彻底战胜了敌人，才会有不光自己，同时也包括普天之下所有离散家庭的重新团聚。就这样，诗中女主人公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统一起来，赋予了这首诗以比较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