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这是一个很有点气派的公子哥儿，手里擎的是名贵的鹦鹉，身上著的是绣着凤凰的锦服。“偷眼暗形相”，这是女主人公的活动。“形相”，端详、打量也。一“偷”一“暗”，一个思春心切又不无娇羞的少女出来了。“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一番“形相”之后，女主人公很快地做出了嫁他的抉择。在这里，作者为人们展示了一个鸟的意象系列：活的鹦鹉、绣的凤凰、抽象的富于像象征意味的鸳鸯。唐人多以鹦鹉、凤凰对举，如骆宾王诗云：“鹦鹉杯中浮竹叶，凤凰琴里落梅花。”又如杜甫诗云：“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但词中的鹦鹉、凤凰似乎只是为了招来鸳鸯。他端详了半天，看到的是他手里的鹦鹉、胸前的凤凰，于是自然而然地，她想到了鸳鸯，选择了鸳鸯。“不如从嫁与”一句颇觉突兀，而“作鸳鸯”又使“不如从嫁与”变得顺理成章，意象的转换揭示了少女的心理变化进程。
温庭筠借助民间艺术中常用的比兴手法使这首流于浅近的词饶有趣味，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世俗的、平凡的而又充满了生命活力的民间生活小景。
这首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雨后池塘图。
首句展示的是雨后池上的静态美。第一句写雨后池塘水面的平静，只淡淡地出一“平”字。如果只读这一句，会觉得它过于平常，但在这句之后紧接以“淡磨明镜照檐楹”，却境界顿出。“淡磨”二字颇可玩味。施者是雨，受者是池面，经雨洗涤过的池面，好比经人轻磨拂拭过的明镜，比中有比，比中有拟人，这就使“水如镜”这一浅俗的比喻有新鲜之感。不仅能使读者感受到雨后池上异常平静、明净的状态，并能进而联想到前此蒙蒙细雨随着微风轻拂池面的轻盈柔姿。“淡磨明镜照檐楹”，创造的正是非雨后池塘莫属的艺术境界。与此相适应，这两句语势平缓，无一字不清静，连略带动感、略为经意的“淡磨”二字，也一如字面，给读者以一种轻淡的心理感受，显得毫不着力。
三四句由静而动，进一步写雨后池上的动态美。东风忽起，舞动池边的垂杨，吹落垂杨柔枝细叶上缀满的雨滴，洒落在池中舒展的荷叶上，发出一阵清脆细密的声响。这里，诗人笔下荡漾的东风、婆娑起舞的垂杨、荷心的万点声，无一不具有一种流动的韵致和盎然的生意，与前二句相比，别是一番情趣。与此相随，语势节奏也由平缓而转向急促，字字飞动起来。“忽起”二字，首先造成突兀之势，展示出景物瞬息间由静而动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随后再用“更作”二字作呼应回旋，造成一种急促的旋律，从而把上述有形的与无形的、动态的和声响的景物联贯起来，组成一幅形声兼备的艺术画卷。
雨后池上景物之美，诗人既写其静态，又写其动态，不仅显得丰富多姿，而且构成对比，收到以静显动，以动衬静，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首句平直叙起，次句从容承之，而以第三句为主，尽宛转变化工夫，再以第四句发之，本是约句的一般造法（见《唐音癸签》卷三引杨仲弘语）。诗人用这一方法巧妙安排，使语言结构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成因势置景、笔随景迁之妙。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