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竹马子》是柳永的自度曲。从意境上讲，这首词属柳永的雅词，其中不只抒发了个人的离愁别恨，而且也是对封建文人命运的凭吊，整体情绪沉郁深远。
这首词是词人漫游江南时抒写离情别绪之作，所表现的景象雄浑苍凉。词人将古垒残壁与酷暑新凉交替之际的特异景象联系起来，抒写了壮士悲秋的感慨。
“雌霓”是虹的一种，色泽偏暗。“雄风”是清凉劲健之风。这两个词语雅致而考究，表现了夏秋之交雨后的特有现象。孤垒危亭之上，江边烟渚之侧，更加能够感到时序变换。孤垒、烟渚、雌霓、雄风，这一组意象构成了雄浑苍凉的艺术意境，词意的发展以“渐觉”两字略作一顿，以“一叶惊秋，残蝉噪晚”进一步点明时序。“素商”即秋令。这里，词人的悲秋情绪逐渐向伤离意绪发展，于是他又“览景想前欢”了。从“前欢”一语来推测，词中所怀念当是帝都汴京和作者过从甚密的一位歌妓。可是往事已如过眼烟云，帝都汴京遥远难以重到。
上阕的结句已开始从写景向抒情过渡，下阕便紧接而写“想前欢”的心情。柳永不像其他词里将“想前欢”写得具体形象，而是仅写出眼前思念时的痛苦情绪。“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很具情感表达的深度。离别之后，旧情难忘，因离别更添加新愁；又因难聚难忘，新愁愈加容易堆积，以致使人无法排遣。“易”和“难”既是对比关系又是因果关系，这对比与因果就是所谓“成追感”的内容。“尽日凝伫”、“消魂无语”形象地表现了无法排遣离愁的精神状态，也充分流露出对故人的诚挚而深刻的思念，并把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最后作者巧妙地以黄昏的霁霭、归鸦、角声、残阳的萧索景象来衬托和强化悲苦的离情别绪。特别是结尾“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两句，意味极为深长，把一已羁旅苦愁拓展为人世兴衰的浩叹。
这首词虚实相生，情与景的处理上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上片首九句写景，属实写；后三句写情属虚写。虚实相生，善于抓住时序变化，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景色，奠定了全词的抒情基调。下片则相反，前五句抒情，属虚写；后五句写景，属实写，以景结情，情景交融。这种交错的布局，不仅使整体结构富于变化，而且如实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感情特定环境中活动变化的过程。其间大量运用双声词，如“一叶”、“残蝉”等；以及叠韵词，如“荒凉”、“旷望”等；多处句间用韵，如“凉”与“望”、“雨”与“暑”等。句中平仄四声的交错运用，从而造成音律谐婉、铿锵动人的妙境。全词意脉相承，严谨含蓄；景凄情哀，铺叙有致；意境开阔，格调清雅，气韵浑厚；语言清丽，音律谐婉，悲楚动人，是一首优秀的长调慢词。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的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
“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它使我们想到春秋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故事。周幽王为博妃子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家亡。
“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知道。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揭露了封建皇帝为讨宠妃欢心不惜劳民伤财，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穷奢极欲、权力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荒淫误国的无比愤慨之情。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其中“运交华盖”是说生逢豺狼当道的黑暗社会，交了倒霉的坏运。“欲何求”、“未敢”都带有反语的意味，是极大的愤激之词，反衬出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的残暴，形象地描画和揭示了一个禁锢得像密封罐头那样的黑暗社会，概括了作者同当时国民党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表明他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极端蔑视和无比的憎恨。由此衬托无产阶级战士不畏强暴，碰壁不回的革命精神。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其中“闹市”喻指敌人猖獗跋扈、横行霸道的地方。“中流”指水深急处。这联用象征的手法，讲形势非常险恶。作者在“破帽"与“闹市”， “漏船”与“中流”这两不相应且对立的事物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过”和一个“泛”，再一次形象地表现出作者临危不惧、激流勇进的战斗精神，衬托出革命战士在险恶环境中是何等的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这两句诗流露出诙谐、乐观的情趣，表现出寓庄于谐的特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全诗的核心和精髓，集中地体现出作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前四句叙写处境和战斗行动，这两句揭示内心深处的感情，把全诗的思想境界推到了高峰。这两句诗，表达作者对人民的强烈的爱和对敌人的强烈的憎，表现了作者在敌人面前毫不妥协，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这句是全诗主题的集中体现，也是作者感情表达的最高潮。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小楼”是作者居住的地方。“躲进”有暂时隐避下来的意思。 “躲"字，融合着巧与敢的双重意味。前一句十分风趣地道出了作者当时战斗环境的特点和善于斗争的艺术，反映出作者自信、乐观的心境和神情。后一句写无所畏惧、韧战到底的决心。这就把前一句的战斗内容揭示得更加鲜明，使寓庄于谐的特色表现得更加突出。既表明作者不管形势怎样变幻，前途如何艰险，决心为革命坚持不懈地斗争，又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的辛辣讽刺。这一语双关的结尾，增强了本诗的主题。
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是作者鲁迅从自己深受迫害，四处碰壁中迸发出的愤懑之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形象地展现了作者的硬骨头性格和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