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这首诗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作的咏物诗。此诗运用比喻的手法,赋予菊花以英雄风貌与高洁品格,把菊花作为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象征,以百花喻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形象地显示了农民起义领袖果决坚定的精神风貌。全诗辞采壮伟,设喻新颖,想象奇特,意境瑰丽,气魄雄伟。
“待到秋来九月八”,意思是重阳佳节未到,而诗人即赋诗遥庆之。“待到”二字迸发突兀,“骤响如爆竹”,具有凌厉、激越的韵致和可望在即的肯定意味。“九月八”在重阳节的前一天,从诗情奔腾的湍流来考察,诗人不写“九月九”而写“九月八”,并不仅仅是为了押韵,而且还透露出一种迫不及待,呼唤起义暴风雨早日来到的情绪。
“我花开后百花杀”,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用金菊傲霜盛开与百花遇霜而凋所造成的强烈对比,显示出菊花生机盎然的顽强生命力,一方面暗示了农民起义风暴一旦来临,腐败的唐王朝立刻就会像“百花”遇霜一样,变成枯枝败叶。
第三、四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对菊花胜利远景的预见和憧憬。第三句写味,“冲天香阵透长安”,这香,不是幽香,不是清香,而是“冲天香阵”。“冲天”二字,写出了菊花香气浓郁、直冲云天的非凡气势;“香阵”二字说明金菊胜利时决非一枝独放,而是群体皆荣,包含了朴素而深刻的天下太平观念;一个“透”字,又显示了菊花香气沁人心脾、芳贯广宇、无所不至的进取精神。
“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说菊花无处不有,遍满京都;“尽带”是说这遍满长安的菊花,无一例外地全都披上了黄金甲。身披黄金铠甲,屹立在飒飒西风之中,抗霜半寒,傲然怒放,这形象是何等英武!何等俊伟!况且,“满”城“尽”是,如同云霞,映照着天空;如同烈火,燃遍了长安!这里所歌咏、所塑造的,不是单独某一株菊花,而是菊花的“英雄群像”。
这首诗是以菊喻志,借物抒怀,通过刻画菊花的形象、歌颂菊花的威武精神,表现了作者等待时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魄。当农民起义的“重阳佳节”到来之日,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威风扫地,不是如同那些“百花”一样凋零了吗?当浩浩荡荡的义军开进长安之后,那身着戎装的义军战士,不是像这满城菊花一样,金烂烂辉光耀目、威凛凛豪气冲天吗?这首菊花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颂歌。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既写了菊花的精神,也写了菊花的外形,形神兼备;既写了菊花的香气冲天,又写了菊花的金甲满城,色味俱全,形象十分鲜明。语言朴素,气魄宏伟,充满了使人振奋的鼓舞力量。
此曲寄寓了作者因离人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伤感之情。先实写送别时所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后转向虚写,从眼前联想到往后,表明思念绵长不绝。全曲采用了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寓于具体的景物之中,精心勾画了一幅冷落孤寂的图画,极力渲染凄凉孤独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愁情。
此曲开首两句,既是交待时间与事由,同时也暗含着送别时产生的伤感之情。秋气清疏,易生悲凉,偏偏赶上在这时候送行,行人和送行人的惆怅是可想而知的。宋代柳永有句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吴文英有句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都写到了秋令对离人的影响,何况这场分离来临得那么突然。一个“乍”字,给人留下了惊心的感觉。这两句为全曲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离人远去,送行人还留在江岸边不忍走开,凝视着前方出神。“顺长江”一句是景语,又是情语,意味深长。顺流东下的江水与行舟是同一方向,说明送行人一直在眺望那船影消失的远方;水流残月,一派凄清,那月亮也“残”而不能团圆,恰可作为这番别离的象征;江水不停东流,残月却驻留原处,这又衬示出去者远去、留者伫立的离情别意。更主要的是,水、月都曾是送别现场的见证,正是这长江水载走了行舟,而让残破的月影替代了它的位置。作者眼前只见残月,不见人影,离愁别恨便油然而生。
此时只剩下作者自己孤身一人,孑然独立江头,便增添了离情的凄凉与孤独。触景生情,作者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悠悠画船东去也”的一幕。将分手情形置于回想中补叙出现,是绝妙的构思,它再度回应了“人乍别”的不堪正视。点明“画船”,上船的当是名女子,按元曲的表现习惯,这场“乍别”发生于男女之间。而“悠悠”二字,又显示了相思的缠绵情味。
前面都是实写,通过所见到的情景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而最后一句,作者将笔锋一转,由实写转向虚写。“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这离愁别恨,才只是刚开了个头,想到此,心中的怅惘感伤之情就愈觉不堪忍受。这里不具体描述此时思念的况味,只用“起头儿一夜”五字,既回应了“人乍别”“水流残月”,又包含着对往后日子的联想,以“第一夜”来推想和概括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离情别绪,刻骨相思的滋味,不言自明。这最后一句,既是对全曲的一笔总结,又把离愁别恨推向绵绵不绝的将来。故由此结束,简洁有力,意味无穷。元曲善以巧笔呈柔婉的思致,于此可见一斑。
此诗写出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农民的愉快欢欣,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表达了远行者对乡土的眷恋。全诗健康活泼,清新醇朴。
开头两句十个字,通过鸟鸣、花开,就把春意写得很浓了。冬天很难见到的斑鸠,随着春的来临,很早就飞到村庄来了,在屋上不时鸣叫着,村中的杏花也赶在桃花之前争先开放,开得雪白一片,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白色杏花之中。接着,诗人由春天的景物写到农事,好像是春鸠的鸣声和耀眼的杏花,使得农民在家里呆不住了,农民有的拿着斧子去修整桑枝,有的扛着锄头去察看泉水的通路。整桑理水是经冬以后最早的一种劳动,可说是农事的序幕。
归燕、新历更是春天开始的标志。燕子回来了,飞上屋梁,在巢边呢喃地叫着,似乎还能认识它的故巢,而屋中的旧主人却在翻看新一年的日历。旧人、归燕,和平安定,故居依然,但“东风暗换年华”,生活在自然地和平地更替与前进。对着故巢、新历,燕子和人将怎样规划和建设新的生活,这是用极富诗意的笔调,写出春天的序幕。新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像春天的布幕在眼前拉开了一样。
诗的前六句,都是写诗人所看到的春天的景象。结尾两句,写自己的感情活动。诗人觉得这春天田园的景象太美好了,“物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一切是那样富有生气,充满着生活之美。诗人很想开怀畅饮,可是,对着酒又停住了,想到那离开家园作客在外的人,无缘享受与领略这种生活,不由得为之惋惜、惆怅。
此诗春天的气息很浓,而诗人只是平静地淡淡地描述,始终没有渲染春天的万紫千红。但从淡淡的色调和平静的活动中却成功地表现了春天的到来。诗人凭着敏锐的感受,捕捉的都是春天较早发生的景象,仿佛不是在欣赏春天的外貌,而是在倾听春天的脉搏,追踪春天的脚步。诗中无论是人是物,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满怀憧憬,展望和追求美好的明天,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点像万物欣欣然地适应着春天,显得健康、饱满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