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试律诗一般为六韵，此诗则是一首四韵诗的典例和佳作。毛奇龄《唐人试帖》根据荆冬倩“奉试”诗亦为四韵认为可能是当时官限如此，而直至后来，“奉试”诗才又变为六韵。
此诗寥寥数句就突出了明堂上的火珠明亮耀眼的特点。首两句从明堂入笔点出火珠，接下来四句则写了火珠的来辉。作者以月与星作比，可谓妙绝。“夜来双月满”之“双月”，一实指天上的月亮，一喻指明堂的火珠，两者并举就说明火珠皎洁来白之至与天下月亮无二，仿佛又一轮明月遗落人间，两月同散发出柔和的微来为夜晚增添了不少景趣。夸张、衬托至极致。而“曙后一星孤”句对仗工整，描写的是天亮月亮落下后的景象：虽然月亮消失了，但火珠的来辉不减，就像一颗永挂天边的星星。“天净来难灭，云生望欲无”二句，继续写火珠之来，写出了其珠来闪闪的特点。最后，诗人以颂扬作结。因火珠乃他国所献之宝物，有此盛事正说明国家之强大及时代之太平。结句遣字用词还算颇有气势，只是意义平平，未免落入俗套。
此诗虽有宫体诗味，但取景空阔，清明自然，不失名家气度。诗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历来受人关注。此联描写的是明堂上的火珠，在夜晚与月来相衬如同一双明月，而曙后天明月亮西沉时，火珠仍然如一颗孤星在明堂屋顶上闪闪发来。后来有人把“曙后一星孤”一句别解为崔曙死后只留下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分门古今类事》“崔曙一星”：“崔曙作《明堂火珠》诗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时称佳句。未几。曙卒。无子，惟一女，名星星。星，盖其谶也。”在这样的附会之下，“曙后一星孤”竟然成了诗谶。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游天台山赋》是一篇记游之作。这篇赋不是将天台山作旁观、静止的描写，而是紧紧围绕一个“游”字，把自然景物贯穿起来，循着作者的游踪，景物不断变换。千姿百态的景色，也随着作者攀援的节奏步步展开，构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全赋辩致工巧，语句骈俪而无滞涩之病；加之想象丰富，波澜起伏，意奇语新，景物摹写更显得情采飞动，可谓有摇笔散珠，动墨横锦之妙。
赋前的小序交代创作此文的原因：一是天台山神秀妙绝，可是没有人在通常典籍中记载它；二是幻想寻仙，摆脱世俗，便永托此山。这个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作者对天台山有深厚的感情，开头便热情赞颂了天合山是山岳中的神秀奇异的山，它的地理位置绝妙，凡是人、神所设想的壮丽景象天台山均具备。只是它远、幽深，在常典中没有记载。
在对比中突出天台山的奇挺、峻极。
天台山在牵牛星照耀下的灵秀越地，根据比华山、泰山还坚厚，论高度比湖南九嶷出还要高。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天台山合于唐典配天的资格，堪称峻极。在肯定天台山奇特神秀之后，作者集中写它的两大奇景：赤城如同红霞一样立起一座标柱；白色的飞瀑在青山中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作者抓住天台山二奇的特征，一红一自，鲜明醒目。
步步深入，引人入胜。
于是作者拨开了茂密树丛中一条路，登上高峻危险的山峰，经过楢溪，斜行五界，跨过石桥，面临万丈深渊。踏着青苔，抓住栏杆，拉住长藤……作者一步步写来，条理清晰，突出进山之艰险，与前面“之者以路绝而莫晓”相呼应。一系列动词的运用，十分确切：“披、陟、济、落、跨、临、践，搏、揽、援”，给人以鲜明的动态美。渐进山弯，山路宽畅。里面一派令人舒畅的景象：鸾鸟翩翩起舞，凤鸟和鸣。在灵溪中洗一洗，清除胸中俗念，敞开五盍昏蒙。于是追赶伏羲、神农时代绝迹的轨道，踏着老子、老莱子的脚印，自己也可成仙得道了。舒适恬淡，真是神仙生活。
仙都神奇，华美自由，妙不胜言。
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仙都气势不凡，华美楼台高悬空中，令人目炫，红楼空明透亮建在树林里，美玉装成的殿堂闪闪发光。美丽的红云与窗棂相承接，白日灿烂照窝户。高雅、华丽、富裕，一派珠光宝气，充满着飘飘欲仙的仙境气氛。作者用重彩描绘周围环境，不凋的高大桂花树，清晨开放的灵芝草；树林中的芳香，沟渠中的清泉；仙树、仙草、仙水、仙果，还有仙人——王乔驾仙鹤飞翔，罗汉执锡杖腾空，何等自由。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天台仙境，美妙无比。作者自己仿佛摆脱了尘世束缚，进入了神仙世界。作者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溶入景中。作者竭力宣扬道家玄妙之道，目的在于避世。寻仙觅道的虚幻思想，当然是消极的，这是欣赏这篇文章时应引起注意的。
整个游历过程，是由时代风尚而来，典型地反映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意趣。尽管其旨归不离“理过其，淡乎寡味”的清淡玄虚之理，但由于依托想象创作，化虚为实，神不离象，象以意成，使此赋不由得与流行的“玄言诗”模式相背离，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这种创作方式又为刘宋山水画家宗炳继承，为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美学风格的滥觞。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这四句交待路途情况。早上与周人辞别，晚上在郑州寄宿，离开亲人，越来越远了，一种凄凉的孤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寂寞的旅途中，与诗人相亲相近的只有那随身僮仆了。这后两句摹写人情极真，刻画心理极深，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凄清。唐末崔涂诗“渐与骨肉远，转与僮仆亲”（《巴山道中雨夜抒怀》）就是由这两句脱化而出。
接下来八句由记叙、议论转为写景。诗人将这种凄清孤独的感情外化为具体可感的“雨中秋景图”：“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南阳、洛阳在视线中已逐渐模糊、消失，空阔辽远的原野笼罩在霏霏的霪雨、蒙蒙的烟气之中。村头，田父荷锄踏青而归，牧童短笛声声，怡然自得，村东水边高地上的主人家环绕在一片油绿鲜亮的庄稼中。还有悲鸣的秋虫，摇动的机杼，喧嚣的雀鸟。
诗的最后四句又由写景转为直接抒情。“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这两句是说：“我昨天还在繁华的洛阳，而明天就要去偏远的郑州了。”句意和头二句“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前后呼应，既体现出感情的凝聚、深化，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开合有度，收放自如，浑然一体。“此去欲何言，穷边循微禄”是指为了微薄的俸禄而到穷僻边远的地方去。这二句话感情深沉、情韵丰厚而不作平白直露的激越之语，在自嘲中流露出更深沉的忧郁——情到深处人孤独。
全诗在征途愁思中以简淡自然之笔意织入村野恬宁景物，又由恬然的景物抒写宦海沉浮的失意、苦闷和孤独。全诗诗情与画境的相互渗透、统一，最后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妙境。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