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