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