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诗人见到檀道济故垒,回想檀道济被枉杀一事,顿生感慨,故首两句即以“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伤之,对檀道济的无罪被杀这一深悲极痛之事一掬同情之泪。然虽伤之,亦含赞颂景仰檀道济之意,此从将檀道济比喻为巍巍万里长城可见。这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抒发其沉痛情感。次句“荒营野草秋”,以眼前荒凉萧条之景寄托其悲凉沉痛之思。由于诗人心头别有一层现实的凄楚哀感在,因此一登旧垒,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数百年前遭冤被害者的愤怒的抗议声立即在耳际回响。这种历史与现实在心头的交感共鸣,不是说明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而是说明诗人需要借助历史来抨击现实,抒发积愤,悼念友人。诗人的友人王叔文是中唐的政治家。在唐顺宗支持下,他主持永贞革新,兴利除弊,曾使“人情大悦”。后来不幸被宪宗“赐死”。诗人认为这也是自坏长城。三,四两句化用民谣入诗。据作者自注: “史云: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檀道济的被杀,尽管宋文帝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同情在遭冤者一边。这首民谣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诗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王叔文的无罪被“枉杀”,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别,人民的同情也在王叔文一边。借古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而又妙在不肯说破,遂使全诗意蕴深厚,寄慨无穷。
作为赋梅赠人之作,词中的白梅与词题上的被赠者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品格的联系或者身世的联系。好在梅花的品格与它的身世,在词人眼中本有因果联系;而余叔良的籍籍无名,似也可以让读者生发“品、运似白梅”的联想。这样,一首以咏白梅为中心的咏物词,就有了人事寄托的袅袅余味。
上片由景入情再入理,写白梅冒雪开放的情态和词人对梅花这一“行为”的看法。起韵重笔描写梅花的凌寒冒雪开放的情景:在白雪飘零的时候,被冬日的寒风早晚不停地吹拂的白梅,已经悄悄开放。在扎眼的白雪中,人们几乎看不见它的花朵,但是却呼吸到了它的横路暗香。在接韵中,作者忍不住要揣测这种肯于凌寒开放的梅花的心思,觉得它是为争先迎接春天而不惜在一年最寒冷的时候绽放于枝头。三韵是作者对它的行为加以叹息:现在毕竟是一年的花事已经结束的时候,梅花因为要早,却反而成了一年中最晚开放的花朵。这样的叹息,不仅是为“心高命薄”的梅花而发,而且也寄寓着他对于人事因缘的深刻体会。
下片更集中地表达词人对于“浑冷淡”的白梅的幽恨。在这种幽恨当中,不仅打入了词人自己的生命体验,也打入了词人对友人冷落不遇的真诚理解。过片语气突然一转,说这具有“雪霜姿”的白梅,在将开未开时也不一定全是似雪如霜的白色。那么它那时又是怎样的颜色呢?接韵就回答这个潜在的问题。它曾像“粉面朱唇”的美人一样,有着一点儿胭脂之色。言外之意是,等到完全开放(花冠遮住了花萼),却成了浑然的白色。白梅从未开到开放的颜色变化,不仅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真实记录,更在于表达了作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痛惜之情。结韵故意对这清冷素淡的高雅梅花致以“微词”:你既如此素雅脱俗,就莫怪世人不欣赏你。这样的反话,道尽了情深若浅,钟情若恨的复杂心理矛盾。作者对于白梅这一自然物下这样的重辞,表明他早已将它当成了某种人品、某种人的命运的象征。这样的人品和命运,既然引发了他不醉酒就无以摆脱的愁情,醉了酒也不能摆脱的幽恨,显然是包括了他对自己的人品和命运之看法的。作者最后将这首词寄给了余叔良,也许余叔良也是一个自感冷淡不遇的幽人,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向他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安慰。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