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这首《感皇恩》词，向来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首词纯是抒写作者读《庄子》的感想，并无追悼朱熹之意。还有人认为此词前片是作者读《庄子》之所感，后片是悼念朱熹。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汉语大词典》编委吴战垒先生认为此词实是作者对《庄子》有新的领悟，由此而赞朱熹文章的不朽，以表对故人的思念。
按照吴战垒的说法，词的上片“案上数编书”五句，是说自己熟读老庄之书 ，口头上也会说“忘言始知道”那一套玄理，而实际上未忘做到“忘言 ”。
“万言千句 ，不自忘忘堪笑 ”，作者是一位词人，平时不废吟咏，这看似与“忘言知道”产生明显的矛盾。这几句表面上似乎自嘲，实际上是对老庄哲学的否定，说明作者读老庄之书乃意有所寄，而并非真的信仰老庄那一套。另一方面，就老庄本身来说，他们一面提倡“忘言知道 ”，一面却又著书立说，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忘做到“忘言 ”。从这两层意思不难体会到作者这里实际是在批评老庄的“忘言知道”是虚伪的。话说得非常深曲。
“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两句，表面是说天气，实际上是暗示作者对老庄哲学有了真正的体会，不受其惑，仿佛雨过天晴，豁然开朗一样。这两句以景喻情，不着痕迹。
下片“一壑一丘”三句，写自己放浪山林的隐退生涯，显得语淡情深，似旷达而实哀伤；尤其是“白发多时故人少”一句，感情真挚，语意深邃。“白发多 ”，是感叹岁月蹉跎，有壮志消磨的隐痛；“故人少”，则见故旧凋零，健在者已经寥寥无几了。这一“多”一“少 ”，充分表达了作者嗟己悼人的情怀。这样，词的语气也就自然地过渡到对朱熹这位故人的悼念。
“子云何在”四句，是以继承儒家道统的扬雄相比，称道朱熹的文章著述将传之后世。由此可见，这首词上下片貌离神合，命意深曲而仍有踪迹可寻。从表面上看，正面悼念的话没有几句，其实，通篇都渗透着追悼之意。不论正说、反说、曲说、直说，其主旨都归结到“立言不朽 ”。所以说，辛弃疾这首短小的悼人词，既富有哲理意味，又显得情致深长，在艺术手法上是相当成功的。
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