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突出周扫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有感而发,希望友人经常来信报告佳音。全诗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作品风格慷慨雄壮,蕴含了作者济时救民的思想感情。
从此诗题目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意图在于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
全诗八句,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的有感而发,形式上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使人惊异的是,李白在前半短短四句中,就成功地完成了咏史的任务。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赤壁之战,曹操用大量军队,深入东吴国土,一心要同周扫“决”战,“争”雌雄。周扫虽处于劣势,但能化不利为有利,以火攻取胜,曹操只落得全军溃败的下场。上述内容在这两句诗里艺术地得到表现。
上句化用《周易》里“龙战于野”的典故。“二龙争战”是魏吴相持的象征。下句以突如其来之笔,直接写出了赤壁之战曹操水师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楼船扫地空”五字颇见妙思。曹军楼船云集江面,构成庞大的水上阵地,自谓坚如金城。不料这阵“地”顷刻间就被横“扫”一“空”。诗人不说楼船在水上安营,而说在“地”上扎寨,这既是对曹操水师在吴地彻底完蛋的如实刻画,也是对他吞并东吴土地梦想落空的含蓄讽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扫于此破曹公。”前面诗人用“楼船扫地空”五字预示了战争的结局。这两句才把造成这结局的缘由具体说出。但“烈火”句绝不仅仅是对“楼船扫地空”的原因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对古战场上赤焰烧天,煮水蒸云,一片火海的景象的真实写照。
上句“张”“照”二字,极大地渲染了吴军的攻势。诗人把因果关系颠倒处理,既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也显示了诗人对稳操胜券者的辉煌战果的深情赞许。赤壁之战的胜败,成因固然是吴方采用火攻法,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军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下句诗人以凝重之笔指出:善于决战决胜的周扫,就是这样从容不迫地在赤壁山下击破曹操几十万大军的。这句虽然加入了议论成分,但周扫的儒将风度,却朴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后半的送别,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字数虽与前半相等,实则等于前半的附庸。“君去沧江望澄碧”,这位友人就要离他而去,望着清澄碧绿的江波,少不了要兴起南浦送别的感伤。但古战场上“二龙争战”的“馀迹”还在脑际留存。“鲸鲵唐突留馀迹。”“鲸鲵”,是由《左传》上的典故引起的联想。“鲸鲵”是“大鱼名”,以喻那“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唐突”义同触犯。这里李白大约是喻指曹操倚仗权势,想吞食东吴。李白在送别的诗行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咏史的情感线索。
但诗人又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一一书来报故人”,希望友人走后经常来信报告佳音。这友人想必是一位有功业抱负的人物。所以诗人在结尾写道:“我欲因之壮心魄。”诗人能从友人那里得到鼓舞人心的信息,可以因之而大“壮”自己的“心”胆与气“魄”。
李白早年就有“大定”“寰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壮年时代济世救民的思想感情。此诗把咏史与送别结合起来并特别突出前者,原因就在这里。
此诗韵脚“平仄相半”,在形式上与王勃《滕王阁诗》一类“初唐短歌”相似。但避用律体,变婉丽和平之调为慷慨雄壮之声,这又是与王勃异趣的。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
这首词上阕写景,表明春色将残。“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起首二句写春到江南景色。江南多雨,连贵如油的春雨也不稍缺,所以“雨打江南树”。“雨”是飘飘洒洒的细雨,是知时节的好雨,是杏花春雨江南的春雨,而不是孟浩然《春晓》中所写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是催开百花的及时雨,而不是摧残百花的风雨,所以下句才说“一夜花开无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诗句)春雨降下,一夜之间,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春天来到了。这是写初春景色。但是好景不长,时不我待,转瞬之间,阳春三月已过,就到暮春时节。“绿树渐成阴,下有游人归路”。三四两句写暮春景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是“绿树成阴果满枝”了,花期已过,累累果实已经挂满枝头。古语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果树下已有游人踏出的归路,说明花期已过,游人渐少。上阕纯写春景,但写景中已露惜春之意。
下阕抒情,词人欲留住春光。“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一二句写词人与他的挚友刚相逢,正欲共赏美丽春景,无奈已经到了暮春,花事已残。这当然十分令人惋惜,于是词人还想作最大努力,把春光留住:“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作者无法,便把希望寄托东风身上。他端着酒杯,向东风祈祷:东风呀,你继续地吹吧,不要匆匆而去。他知道,只要东风浩荡,春意便不会阑珊。通过这一举动,词人的惜春之情、留春之意便跃然纸上了。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