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重点在惜别，因此，依恋之情更加浓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是这首诗的主调。回家度假的鲁迅，多么想和两个弟弟多住一些时日。可是，为假期所限，又不得不匆匆离去。这种“还家未久又离家”的心情，在日暮的时刻，尤其感到沉重。这两句诗直抒胸臆，没有多作烘托，既见出依恋之心，又有揉肠之感。接着，诗中用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景，再次写出旅途的惆怅和怀弟的痛楚。它和第一首的不同之处，除了写不忍离别之外，还在于着重写了分别路上的特有心情。依依杨柳是说别情不断。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诗中写了杨柳树就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作者把它放在了路途两侧来写，一方面是离途之景，一方面又渲染了依依送别之情。这就不是单纯地仿古。特别是在写了“夹道万株杨柳树”之后，笔锋一转，紧接写了一个“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境界，使诗篇更加荡人心弦。在这个境界里，随着客船的前行，溪河两岸的万株杨柳臆隐退去，家乡越来越远，望着望着，在作者的眼中竟然像一片断肠之花了。以情注景，颇有韵味。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虽然思绪万端，但感情却很平稳，先写还家，又写离家，还家未久，离家却长；还时欣喜，离时难舍，日将暮而愁更重。但是后两句却如奇峰突起，一下构成感情激荡的高峰，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从艺术表现上看，这首诗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因而深沉含蓄，余味不尽。这种余味，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是年轻时的鲁迅在抒发“寻求别样人们”时感到的惆怅，开始咏叹他目睹的人生和社会。
这首七绝通过描写苍江从傍晚到夜半、天气由阴雨转晴的变化过程，烘托出江上秋夜由喧闹渐入静谧的气氛，构成了清冷寒寂的意境。全诗四句四景，分别选择最适宜的角度表现了阴雨、风起、风停及将晴时分的景色，虽一句一转，却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首句写阴雨笼罩中的苍江到晚来还没见晴，“暗”字气象浑涵，下得精当，不但用浓墨绘出了天低云暗、秋水苍茫的江景，而且使浓重的雨意和渐渐来临的暗夜自然连成一气，一句写尽了白昼到傍晚的天色。这句是从大处落墨，第二句则是从细处着意。井边的梧桐翻动着叶子，飒飒有声，是风吹所致，此时倘若还是“梧桐更兼细雨”，便应是“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的另一番景象了。由梧叶翻卷的动静辨别风声，可见此时风还不大，始发于树间，因此这细微的声息暗示了风一起雨将停的变化，又是秋声始动的征兆。第三句写半夜里风声才停时的情景，“吹”与“断”说明风曾刮得很紧，从楼头判别风声，就不同于从桐叶上辨别风声了，必定要有相当的风力和呼呼的声响才能听出是“吹”还是“断”。所以这一句中的“断”字放在句断之处，与上一句井梧翻叶相应，虽只是写风的一起一止，却概括了风声由小到大，吹了半夜才停的全过程。这正是欧阳修所写“初淅沥而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秋声赋》）的秋声。这两句全从江楼上的人的听觉落笔，真切地写出了秋声来时江上暗夜中凄清的气氛。这个“断”字还承上启下，带出了最后一句精彩的描写：风停之后，乌云渐渐散开，但尚未完全放晴，月亮已在云层的浅淡之处透出了光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浮云将散而未散的这一瞬间，表现出月亮将要钻出云层的动态，烘托出半夜风雨之后天色初晴时那种特有的清新和宁静的气氛。“明”字在首句“暗”字的映衬下，成为全诗最耀眼的亮色，在结尾处预示出一片雨过天晴的明朗境界。
这首诗纯以写景的真切细致取胜，但如果没有作者对秋意的敏锐感受，便不容易准确地捕捉住每个特定时刻的景物特征，如果没有精巧的构思和炼字，也不容易在一首短短的绝句中如此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景色随天色阴晴而转换的过程，并形成浑成的意境。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