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