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两句为后文的以酒浇愁作了张本。先写这一笔，正是他写此诗的目的，既能够哄起读者的联想，又有助于文章主题的表现。当然，这里没有提到一个“愁”字，然而诗人巧用“半有无”“更萧疏”自然景物和行装的点染，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此时此地的心境，并为后句作了伏笔。这一笔虽很细小，而在结构上是十分关健的。其一是攀领全篇的点睛之笔，其二是理解全诗的要害之处。因此，作者于此是精力着著。
第三句紧接首句，又作了环境氛围的补充：我为什么要长期离家不能归呢？因为“堠长季堠短逢官马”。这是一个意在言外之句。含蓄地点出了官差多，民役艰，百姓苦的现实。既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愁苦很深，又很难排遣。第四句用“行不得哥哥”的鹧鸪声，思归不能归，想回又回不去，来烘托自己伤感的心情。他所见的都是官家的驿马，所闻的又偏偏是让他羁旅难过的鹧鸪声，以悲景衬悲情，更显见愁思的浓烈。
接下来“万里关河成传舍”这句是写他自己足迹之广，聊寂情怀之深。他走过许多地方：陕西、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可见他离家的时间实在不短了。离家久远，又正逢季节变化，游子自然产生了归乡之念，何况又只有寂真陪伴自己。然而诗人没用更多的笔墨，只用追忆起当年与朋友博戏时的热闹生活场面，来反衬当前旅舍中的寂突。这里将过去热闹的“景”与现在寂宾的“情”联系起来，恰恰收到了相比一相衬的作用。诗人有意在追忆欢乐的场景中涂抹上与他当时感情并不太协调的色彩。本来写的“愁”，却故意把景写得“喜”，造成“景”和“情”的完全对立，在对立中构成情景间的一种特殊联系，其好处在于能使某种特定场合的特定情感，抒写得更加曲折和深刻，这正是王夫之提倡的以乐写悲的手法。
末两句，用一盏寒灯为自己作伴，用饮酒来排忧解愁作结。当然，这也是作者的主旨所在，直抒了在百无聊赖的寂寥之中，以酒浇愁，一醉方休的情感。
这首诗句式整齐，三、四两句“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鹤鸽”，五、六两句“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卢”对仗工整。可见诗人遣词造句工夫之深，非同一般。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一首与情人言别的诗。题中“板桥”，指唐代汴州城西的板桥店。这里正像长安西边的渭城一样，是一个行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也是和亲友言别之处。
首句的“回望高城落晓河"中，高城指汴州城，晓河指破晓时分的银河。回望汴州方向，原先斜贯中天、高悬在城头上的银河，此刻已经黯淡了，西移垂地。在破晓时分微微发白的天幕背景下，正隐现出高城的朦胧暗影。这对一年一相逢的情侣，曾经在这座高城中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分别之际，不免怀着留恋和怅惘的心情翘首回望，彼此都感到刚刚逝去的日子仿佛是一场遥远的梦，正像宋代秦观在一首别词中所写的那样，“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出自《满庭芳》）。“落晓河”，既明点题内“晓”字，又暗寓牛女期会已过，离别在即。而这对情侣在分离的前夜依恋话别，彻夜不眠的情景也不难想象。
然后是“长亭窗户压微波”该句，长亭是板桥上或板桥近旁一座临水的亭阁，它既是昨夜双方别前聚会之处，也是晓来分离之处。长亭的窗下就是微微荡漾的波光，“压”字画出窗户紧贴水波的情景。在朦胧曙色中，这隐现于波光水际的长亭仿佛是幻化出来的某种仙境楼阁，给这场平常的离别涂抹上一层奇幻神秘的传奇色彩。那窗下摇漾的微波，一方面让人联想起昨夜双方荡漾难平的感情波流，另一方面又连接着烟波渺渺的去路（板桥下面就是著名的通济渠），这两方面合起来，也就是所谓“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秦观《鹊桥仙》）。全句写景，意境颇似牛女鹊桥，夜聚晓分，所以和首句所写的“高城落晓河”之景自然融为一片。
如果说，一、二两句还只是在写景中微露奇幻神秘的色彩，那么三、四两句就完全进入了神话故事的意境。
“水仙欲上鲤鱼去"这句用上了琴高典故。诗人把游子暗比作琴高，板桥长亭之下，正停靠着待发的小舟，游子由水路乘舟离去，就像乘鲤凌波而去的水仙琴高一样。在前两句所描写的带有奇幻色彩的景色引发下，这里进一步生出浪漫主义的想象，将“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柳永《雨霖铃》）的现实场景幻化成“水仙欲上鲤鱼去”的神话境界。所以这想象虽奇幻，却又和眼前景吻合，显得自然真实。《楚辞·九歌·河伯》中曾这样描写送行的场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子。”“水仙”句似受到过它的启发，只不过这首诗里所描绘的境界带有童话式的天真意趣罢了。
最后一句“一夜芙蓉红泪多”转写送者。句子中的“红泪”暗用薛灵芸的典故，将游子暗喻为水中芙蓉，以表现她的美艳，又由红色的芙蓉进而想象出它的泪也应该是“红泪”。这种天真浪漫的想象，类似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忆君清泪如铅水”的奇想。不过这句的好处似乎主要在笔意，它是从游子的眼中来写送者，却又不直接描写送者在“晓别”时的情态，而是转忆昨夜一夕这位芙蓉如面的情人泣血伤神的情景。这就不但从“晓别”写出了夜来的伤别，而且从夜来的分离进一步暗示了“晓别”的难堪。昨夜长亭窗户之内，“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的情景，此刻板桥晓别之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的黯然销魂之状也就都如在眼前了。
纵观全诗，可看得出李商隐喜欢从前代小说和神话故事中汲取素材，然后组合成充满新奇浪漫情调和奇幻绚丽色彩的诗歌，这是他作诗的一贯特点。但像这首诗这样，用传奇的笔法来写普通的离别，将现实与幻想融为一片，创造出色彩缤纷的童话式幻境，在送别诗中确实少见。前人曾说“义山多奇趣”（张戒《岁寒堂诗话》），说李商隐爱将平凡的题材写得新奇浪漫。此诗，正是体现出了李商隐这种“奇趣”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