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起头这两句是写他这几年的平静生活。“草庐”即他归田后营建的“草屋八九间”。“穷巷”,偏僻的村巷。“华轩”,达官乘坐的漂亮的车子,这里代指仕宦生活。居陋巷而绝功名之念,这样的意思在归田后许多诗中屡见陈述。这里用一个“甘”字,见出他这种态度出于自觉自愿,也显见他心情的平静自然。可是,“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天炎风息,丛集在一起的房子顿时烧掉了。着一“顿”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他的住宅没有剩下一间房子,只好将船翻盖在门前,以遮蔽风雨。“舫舟荫门前”一般解释为寄居在船上,似非确。《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与这句结构相同,“荫”也为覆盖的意思。在陆地上以舟作棚,现时还常见着。以上可谓第一段,写“遇火”情况。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曰“新秋”,曰“月将圆”,见出是七月将半的时令,离遇火已近一个月了。“迢迢”,意同遥遥,显出秋夜给人漫长的感觉。“亭亭”,高远的样子,这是作者凝视秋月的印象。这两句既写出了节令的变化,又传出了作者耿耿不寐的心情。这是火灾予他心理的刺激。“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遭火熏烤的周围园圃中的果菜又活过来了,但受惊的鸟雀还没有飞回。从“果菜始复生”见出他生计还有指望,而后一种情况又表示创巨的痛深。在这样的秋夜里,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半夜里他伫立遥想,顾盼之间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了。以上是第二段,写“遇火”后心情的不平静。
下面第三段,所写是“中宵伫遥念”的内容。作者先是自述平生操行:“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他说:我从小就有正直耿介的性格,一下子就是四十年了(作者此时四十四岁)。“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形体、行事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衰老、而变化,可心灵一直是安闲的,没有染上尘俗杂念。“孤介”、“独闲”,都表示他不同于流俗。“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这两句意思说:我具备的贞刚的禀性,玉石也比不上它坚固。这六句是对自己平生的检点,自慰的口吻里又显出自信。他是在遭遇灾变之时作如此回想的,这也表示了他还将这样做,不因眼下困难而动摇。接着他又想起一种理想的生活:“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东户”,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东户季子,据说那时民风淳朴,道不拾遗,余粮储放在田中也无人偷盗。“中田”即田中。“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这是说,那时候人们生活无忧无虑,人人都安居乐业。这些“仰想”,表现了作者的向往之情,他当时处于那种艰难境地作这种联想,实在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毕竟是空想。“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意思是说:既然已经遇不上这样的时代了,还是灌我的园、耕我的田吧。这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态度。想起“东户时”,他的情绪不免又波动起来,但他又立即回到眼前的现实,心情又平静下来了。后两句似乎还有这样的意思:丰衣足食不能凭空想,要靠自己的劳动。这就与两年后写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所表达的思想相一致了。
这首诗写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火灾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能不带来情绪的反应,此诗若一味旷达,恐非合乎实际了。诗人的可贵,就是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他终于经受住这次考验了。
羁留异地,思乡永远都是游子的滥觞,而韦庄的这一首《思归》更清婉别致、屈曲缠绵,道尽了异客乡情,实是难得一见的思乡佳作。全诗格调清断,惆怅中带着哀凉。
首联以柳丝随风摇曳,东风徐徐拂过发际的暖春之景写异客断肠之悲,“无力”“断”两个词用法极妙。
颔联,诗人承上贯下,借景抒情,以“外地”“异乡”点明了客居他乡的境况,而身在他乡,乡思难忘,彼时,“见花”“闻乐”,非但不觉美好,反而倍觉凄清落寞,乐景哀情,强烈的反衬,更将这份落寞推到了极致。
而颈联,看似全然在写景,绿野垂杨,樱桃再次红遍,岸边汀草,复又碧染芳菲,一个“还”字,一个“又”字,相互映衬,既道出了岁月流转、光阴流逝的惆怅,又表达了长期漂洎在外的悲苦。
既然苦,那么回乡吧。但“旧里若为归去好,子期凋谢吕安亡”,回乡自然是好的,然而近乡情总怯,诗人也一样,思及归乡,他也忍不住思绪万端、顾虑重重,若“我”归时,故友凋零,知交不在,又该如何是好。而诗人这种矛盾的思绪,恰 又从侧面烘托了他强烈的思归之意。字字珠玑,圜转巧妙,可谓浑然天成。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