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出色地描绘了武昌的繁华的都市风光。此诗前三联写中秋之夜所见南楼及江、城形胜；尾联抒发思乡归隐之情。此诗多用典故，化而不露，气势亦较为遒壮，语言清丽，风格温婉，意境超脱。
“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归来识旧游。”句点出游南楼在中秋，并闻歌管之声。借用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意。一句从听觉写实，二句由视觉写虚。古人写吹笛常甩“弄”字，以表现吹笛人娴熟的技艺、勃勃的兴致和曲调的悠扬变化。“弄”字写出吹笛者缓吹闲赏、边吹边赏之态，和游者的心情合拍。不说笛声如何美妙动听，却说连“一去不复返”的黄鹤都被笛声吸引回旧日游过的地方，这种衬托手法的运用比直说效果更好，而且以无作有，以虚写实，以虚衬实，增加了诗的情趣。这一联笔调飘逸。
“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写南楼形胜。南楼隔江遥对汉阳，西面、北面为长江所怀抱。“汉树”句自唐崔颢《黄鹤楼》诗“晴川历历汉阳树”化来；“有情”，加重感情色彩；“横北渚”，贴切形势。“蜀江”句，即《吴船录》所谓“岷江自西南斜抱郡城东下”。“无语”除加重感情色彩外，又渲染夜静。“横”字、“抱”字，锤炼有力。
“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写鄂州城市和江面的夜景。当时鄂州商业发达，市面繁荣，《吴船录》载：“沿江数万家，廛闹甚盛，列肆如栉，酒炉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夕可尽，其盛壮如此。”鄂州并且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地，官、商船舰云集，故以此二句状之。“灯火”是夜游所见，“月”字点明中秋；“三更市”，说夜市直到深更；舟来“万里"，又多高插“旌旗”，江面喧闹非凡；“烛天”写灯火之盛，“摇”字写月兼联江水，气势极为雄壮。
“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自嘲流连鄂州景色，不及早还乡。上三联叙事、写景，这联转为抒情，笔调应接起联，以飘逸胜，兼带风趣。鲈乡，指作者故乡苏州一带鱼米之乡，暗用张翰在洛阳思吴中鲈鱼脍之典；“垂钓手”，指隐者，用以自喻；“武昌鱼好”，化用三国时“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谣谚。此联蕴归隐之心，与同时《水调歌头》词所写：“想垣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酾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辞异情同。
这首诗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耘田”即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这句直接写劳动场面。次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即男女，全诗用老农的口气，“儿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他们不会耕也不会织，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于是“也傍桑阴学种瓜”，也就在茂盛成阴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结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
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作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逸趣横生。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