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开头两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叙述诗人中年以后即厌尘俗,而信奉佛教。“晚”是晚年;“南山陲”指辋川别墅所在地。此处原为宋之问别墅,王维得到这个地方后,完全被那里秀丽、寂静的田园山水陶醉了。他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兴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这段描述可以说明诗中第二联“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中透露出来的闲情逸致。上一句“独往”,写出诗人的勃勃兴致;下一句“自知”,又写出诗人欣赏美景时的乐趣。与诗人有着同样兴趣爱好的人不多,兴致来时,他惟有独自游览,赏景怡情,能自得其乐,随处若有所得,他不求人知,只求自己心会其趣而已。
第三联,即说“胜事自知”。“行到水穷处”,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
“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点的表示。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潜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见《归去来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地揭示出来了。此二句深为后代诗家所赞赏。近人俞陛云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诗境浅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再从艺术上看,这二句诗是诗中有画,天然便是一幅山水画。《宣和画谱》指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及‘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类,以其句法,皆所画也。”
王维的诗与画极富禅机禅意,文学史上尊他为“诗佛”。他的两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指的是什么?登山时溯流而上,走到最后溪流不见了。有一个可能是该处为山泉的发源地,掩于地表之下。另一个可能 是下雨之后汇集而成的涧水在此地干枯了。这个登山者走着走着,走到水不见了,索性坐下来,看见山岭上云朵涌起。原来水上了天了,变成了云,云又可以变成雨,到时山涧又会有水了,何必绝望?
人生境界也是如此。在生命过程中,不论经营爱情、事业、学问等,勇往直前,后来竟发现是一条没法走的绝路,山穷水尽的悲哀失落难免出现。此时不妨往旁边或回头看,也许有别的路通往别处;即使根本没路可走,往天空看吧!虽然身体在绝境中,但是心灵还可以畅游太空,自在、愉快地欣赏大自然,体会宽广深远的人生境界,不觉得自己穷途末路。
此句有两种意境第一种,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因为那正是希望的开始;山里的水是因雨而有的,有云起来就表示水快来了。 另一种境界是,即使现在不下雨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会下雨。从水穷到云起到下雨的过程,正如一个人在修行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有身体的障碍,有心理的障碍,还有环境的障碍。如果因此而退心,要把念头回到初发心的观点上。初发心就是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初发心时什么也没有,对修行的方法、观念都不了解。你先回溯当时的情形再看看目前,不是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了吗?所以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人生的每个阶段也都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如果用这种诗境来看待,处处会有活路的
最后一联:“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突出了“偶然”二字。其实不止遇见这林叟是出于偶然,本来出游便是乘兴而去,带有偶然性。“行到水穷处”又是偶然。“偶然”二字贯穿上下,成为此次出游的一个特色。而且正因处处偶然,所以处处都是“无心的遇合”,更显出心中的悠闲,如行云自由翱翔,如流水自由流淌,形迹毫无拘束。它写出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对于读者了解王维的思想是有认识意义的。
这首诗没有描绘具体的山川景物,而重在表现诗人隐居山间时悠闲自得的心境。诗的前六句自然闲静,诗人的形象如同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不问世事,视山间为乐土。不刻意探幽寻胜,而能随时随处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好。结尾两句,引入人的活动,带来生活气息,诗人的形象也更为可亲。
姜夔多次举进士而不第,布衣终身,过着飘泊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坎坷的身世使他对遭逢不幸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姜夔在苕溪(今浙江湖州)为一位不幸女子的身世所感动,写下了这首词。而且,由于他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合肥情事,他不知不觉中将这位不幸女子与其合肥情侣联系起来。故通篇皆是对不幸女子的深深怜悯和同情,而毫无轻薄浮浪之语,格调高雅,意境醇正。
京洛,河南洛阳。周平王开始建都于此,后来东汉的首都也在这里,所以又称京洛。后人使用此词包括洛阳或京都两种含义。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风流,指品格超逸。开篇即写这个妇女出处不凡,她来自南宋的都城临安;她既有超逸的品格,又有举世无双的美貌。首句“京洛风流绝代人”七个字,包括这样三层意思。
那么,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佳人,“因何风絮落溪津”?为何像风中飞絮似的,飘落到苕溪的渡口来呢?说她的来到苕溪是如柳絮的随风飘落,含意深厚。“颠狂柳絮随风舞”(杜甫《绝句漫兴》),这风中之絮是不由自主,又是无人怜惜的。用风中之絮来比喻,暗示人的不幸遭遇,一个“落”字双关出人与柳絮的同等命运。其中也掺杂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这句前面用“因何”这一似问非问的句式,后面用荒僻的“溪津”与繁华的“京洛”作鲜明对比,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风流绝代人”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深深怜悯和同情。
“笼鞋浅出鸦头袜”。笼鞋,鞋面较宽的鞋子。鸦头袜,古代妇女穿的分出足趾的袜子。这句是说从笼鞋中微微地露出了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化用曹植《洛神赋》典故,曹植形容洛水女神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词里的女子穿了这样款式的鞋袜,步态轻盈,如宓妃洛神一般。这仍是对“风流绝代人”的赞美:她高洁,飘逸,和一般风尘女子迥然不同。
过片,暗示她的辛酸生活,并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红乍笑,绿长嚬”。“红”,指她朱红的嘴唇,说轻启朱唇,露出浅浅的笑;或说红指她笑时莲脸生春;总之是说她笑时的美丽。“绿”,指青黛色的眉毛,说她双眉紧锁,隐含忧伤。“乍”,表示时间短暂,与“长”相对。说明她笑时短,嚬时长。仅用六个字,不仅使人的神态毕现,而且写出了人酸苦的内心世界。这笑,看来是勉为欢笑,而嚬才是真情的流露。“红乍笑,绿长嚬”六字用得高妙奇绝。“红”与“绿”对,色彩鲜明,让人顿觉佳人的仪态万方:“乍”与“长”对,以时间长短刻画佳人神态的流程:“笑”与“嚬”对,揭示出佳人复杂的心态。意蕴本融,言简意赅。描写女子情态的词句本也常见,如“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柳永《少年游》),十三个字只写出了人的“春愁”:“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晏几道《菩萨蛮》),十四个字只写了人在梳妆打扮时而“愁春”。它们都没有姜词这样高度浓缩,韵味悠远。
“与谁同度可怜春”。春光无限美好,可是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有谁与她共同度过呢?与谁,即没有谁。贺铸有“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句,与此境界极相似。这深情的一问,不仅表现出词人对她的同情,惺惺相惜,而且写出了她的孤苦寂寞。从整首词看,所写是一个歌妓之类的人物。她在繁华的京城也许曾经有过“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美好时光,如今却沦落溪律,无人与度芳春。对于她的不幸遭受,词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女主人公也始终未发一语,全从词人之“所见”方面着笔。感慨都在虚处,这样词人的同情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人物形象也栩栩可见,特别最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古人传说鸳鸯双宿双飞,常用来作为夫妻间爱情的象征。“鸳鸯独宿”,深一层表明无人与之“同度”,只剩下孤苦一人了。“何曾惯”,也深一层地流露出她的忆旧念往,直至此时仍怀着感情上的痛苦。因此接着说:“化作西楼一缕云”。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的故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说她化作西楼上空一缕飞云,如巫山神女,对过去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欢愉情景,不能忘怀,表现出她对爱情生活的无限回忆和执着追求。
白石词的基本风格是“清空”,要“清空”,就要有一种冲冷的胸怀,不让七情六欲无节制地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超逸空灵的境界。对情词来说,就不能热情过度,因热情过度容易形成痴迷状态,要用冷笔处理。此词就是冷笔写热情的作品。此词用笔,有时从实处落墨,有时虚处着笔(如“笼鞋”以下四句),但它“无穷哀怨,都在虚处”(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姜夔《点绛唇》结句语),虽有深情,由于用冷笔处理,故显得气体高妙,清远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