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比喻别人考中进士并表达羡慕之意，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借皇家权贵雨露之恩者的不满；后两句比喻自己的自信和进取态度，也有希望得到高侍郎援引赏识的意思。全诗运用比体，寄兴深微。
此诗一开始就用“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来作比拟。“天上”、“日边”，象征着得第者“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地位不寻常：“和露种”、“倚云栽”比喻他们有所凭恃，特承恩宠：“碧桃”、“红杏”，鲜花盛开，意味着他们春风得意、前程似锦。这两句不但用词富丽堂皇，而且对仗整饬精工，正与所描摹的得第者平步青云的非凡气象悉称。
《镜花缘》第八十回写打灯谜，有一条花名谜的谜面就借用了这一联现成诗句。谜底是“凌霄花”。非常切贴。“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所以非凡，不就在于其所处地势“凌霄”吗？这里可以体会到诗句暗含的另一重意味。唐代科举惯例，举子考试之前，先得自投门路，向达官贵人“投卷”（呈献诗文）以求荐举，否则没有被录取的希望。这种所谓推荐、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后来弊端大启，晚唐尤甚。高蟾下第，自慨“阳春发处无根蒂”，可见当时靠人事“关系”成名者大有人在。这正是“碧桃”在天，“红杏”近日，方得“和露”“倚云”之势，不是僻居于秋江之上无依无靠的“芙蓉”所能比拟的。
第三句中的秋江芙蓉显然是作者自比。作为取譬的意象，芙蓉是由桃杏的比喻连类生发出来的。虽然彼此同属名花，但“天上”、“日边”与“秋江”之上，所处地位极为悬殊。这种对照，与左思《咏史八首》名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类似，寄托贵贱之不同乃是“地势使之然”。这里还有一层寓意。秋江芙蓉美在风神标格，与春风桃杏美在颜色妖艳不同。《唐才子传》称“蟾本寒士，……性倜傥离群，稍尚气节。人与千金无故，即身死不受”，又说“其胸次磊块”等等。秋江芙蓉孤高的格调与作者的人品是统一的。
末句“不向东风怨未开”，话里带刺。表面只怪芙蓉生得不是地方（生在秋江上）、不是时候（正值东风），却暗寓自己生不逢辰的悲慨。与“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同样“怨而切”，只不过此诗全用比体，寄兴深微。
诗人向“大人物”上书，不卑不亢，毫无胁肩谄笑的媚态，这在封建时代，是较为难得的。说“未开”而非“不开”，这是因为芙蓉开花要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这里似乎表现出作者对自己才具的自信。
全诗是从描写巫山景色着笔，循着巫山神女的典故展开诗思的。
诗的首三句，“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将巫山十二峰的奇特景观，表现得十分精当，一下子就摄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引领大家进入到诗的意境中去。“神曳烟”三字，极妙。这三字，形象描绘巫山闻空滚缥缈、渐移缓行的烟云，它与波澜翻滚、水势迅猛的“大江”，形成动态上的强烈比差；同时，大江、云烟的动态，又与静谖的陡峭山壁，丛碧树木，构成鲜明对比，使全诗的开端显得色彩和谐，层次感强、动静配合，富有诗情画意。如此优美的环境，接容易感发超人们的奇思遐想。“神曳烟”里的“神”字，轻笔一点，便逗引出下文巫山神女构典故来。至此，诗情便从景色描写很自然地转入到优美的传说故事中去。
“楚魂寻梦风颸然”以下四句，专写楚王梦寻瑶姬事，诗里的“楚魂寻梦”，即指此事。李贺翻用这则典故，不说巫山神女会见楚王，反过来说楚王的灵魂在飒飒的凉风里去寻求梦中的瑶姬，但是，瑶姬一去已隔千年，巫山之阳再也找不到她的形迹，剩下来的只有在晓凤飞雨里生长的苔藓，丁香翠竹丛中传来的老猿的悲啼声。诗的结尾二句，申足上文诗意。神女不在，古祠尚存。诗云“椒花坠红”，这是因为长吉从未到过蜀地，出于艺术想象，所以误将紫赤色的花椒果实当作花朵，写出“坠红”的诗歌意象。山里湿气重，似乎云也是湿的，故云“湿云”。两旬意谓古祠近月，寒气侵逼，空寂无人，不时有椒花坠落在古祠旁。用空寂的意境收束全篇，有力地突现了“楚魂寻梦”的空幻，暗示了全诗的题旨。
揣摩其艺术特色，有三点：一是着力于揭示矛盾，求变求新。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突出地表现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例如开头三句，使山与水相比照：峰峦高耸，岿然不动；江水绵延，翻滚不已。一者静，一者动；一者高，一者远；一者秀丽，一者混沌。于对比中生发出气势来，显得雄高远，开阖动荡。
二是重音叠字用得巧妙，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如开头的“碧丛丛”。中间的“瑶姬一去一千年”，两个“一”字，一虚一实，似乎彼此不相干，其实联系紧密，具有非凡的表现力。“一去”有“去不复返”的意思，而“一千年”则暗示逝者的无情和时间的无情。多情的“楚王”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神女的身影，这就有效地浓化了诗歌的悲剧气氛。
三是出奇制胜，用暖色调表现悲凉的景况，很成功。末句“椒花坠红湿云间”，红不仅是暖色，且多用以渲染喜庆场面。这里把它和动词“坠”字、形容词“湿”字相缀连，惨红的颜色和凋残的态势令人触目伤怀，就象堕楼的绿珠引起后人广泛的同情、惋惜和哀伤那样，所有美好的、充满生命力的事物被毁弃，更加剧人们的伤感心情。
咏物词主要是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把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志向选择寄寓在所咏的具体可感的形象中，化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体，而且要使词人的主观情志与听咏的客观物象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张鎡这首词就达到了这一境界。
上阕写听到蟋蟀声的感受。
“月洗”五句，蟋蟀声发出的地方。词人首先刻画庭院秋夜的幽美环境。夜空澄明，高大的梧桐沐浴在月光之中。“洗”字传出秋月明净之美用字传神。
《诗·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毛《传》：“漙漙然盛多也。”“漙”字传出露水凝聚之美。宝钗楼，本是咸阳古迹，邵博曾饯客于楼上，歌李白《忆秦娥》词（《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这里借指杭州张达可家的楼台。张鎡字功甫（功父），旧字时可，祖籍西秦，张达可当是他的兄弟辈，所以信手拈来，寄寓对故乡的怀念之情。秋深，点出时令，在一个美好的月皎露漙的秋夜，墙下的苔藓顺着墙脚铺去。“沿”字化静态为动态，用字极生动巧妙。突然一点萤火，飘坠墙根，这就是蟋蟀发出声音的地方。许昂霄《词综偶评》云：“萤火句陪衬。”所谓陪衬，用视觉里的萤火衬托出听觉里的蟋蟀鸣声，用萤火坠落的无关情节，衬托出蟋蟀鸣声的中心题材。看萤火，听蟋蟀，富有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是从闲适的生活中领略到的。《武林旧事》卷十录载了张鎡自己记叙的一年十二月燕游次序，题名《张约斋赏心乐事》，自序云：“余扫轨林扃，不知衰老，节物迁变，花鸟泉石，领会无余。每适意时，相羊小园，殆觉风景与人为一。”由于长期过着优游舒适生活的王孙，张鎡对这种情趣有很深的体会。
“静听”五句写蟋蟀的鸣声和听者的感受。“断续”、“微韵”是蟋蟀鸣声的特点，“转”则有音调抑扬顿挫之致。“寒”与“凄咽悲沉”是词人听来的主观感受。“争求侣”与“殷勤劝织”，是词人对蟋蟀鸣声的理解和想象：蟋蟀鸣，一是为了求侣，二是为了促织。《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引陆机《毛诗疏义》谓蟋蟀：“幽州人谓之促织，督促之言也。里语曰：趣织（即促织）鸣，懒妇惊。”破，尽也，煞也，与杨万里《题朝英进斋》诗“用破半生心”的破字用法相同，犹言促尽、促煞用词精当。蟋蟀的鸣声伴随和推动着织女纺织到晓。
下阕追忆儿时捕蟋蟀、斗蟋蟀的情趣，反衬今日的孤独悲苦情怀，充满不胜今昔之感。“儿时”五句，写捕蟋蟀，最为后代词人所激赏。“呼灯”二句，刻画入微。“任满身”二句，尤为工细。贺裳《皱水轩词筌》评论说：“形容处，心细入丝发。”它将儿童的天真活泼以及带着稚气的小心和淘气，纯用白描语言，细细写出，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周密称之为“咏物之入神者”（《历代诗余·词话》引）。“携向”二句，写斗蟋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每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闭蟋蟀，置枕函畔，夜听其声。民间争效之。”从捕蟋蟀写到斗蟋蟀，补足当时情事，笔势连贯，一气呵成，为下面的感慨蓄势。
“今休说”三句，今昔相较，感慨深远。《诗·豳风·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杜甫《促织》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今日的寂寞凄苦与儿时的欢乐情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对比的刺激下，正是欲扬还抑，欲展还收，欲说还休啊。张鎡于淳熙十四年（1187）自直秘阁、临安通判称疾去职，在家闲居，“畅怀林泉”，“安恬嗜静”（见《武林旧事》卷十所载《约斋桂隐百咏自序》），不免有孤寂之叹，所以末句也非浮泛之语。
这首词采用明线结构，所以线索明晰，结构平实，虽运用了几个典故，但并不晦涩难懂。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