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感事”，总指靖康、建炎以来的丧乱事变，诸如汴京被占，徽、钦二帝被俘，高宗播迁，以及公卿士大夫窜亡等。“感事”之“事”，蕴含广泛，非指一时一事。
此诗先写常年征战，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接着连续用了“危左衽”“断卿龙府”“移白鹭洲”三个典故来表达北宋被灭、南宋偏安的现实；最后诗人以写景作结，菊花盛放与眼前凄凉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句反问将内心的悲伤与郁闷表现出来，深沉曲折却哀婉动人。全诗情感委婉深刻，抑扬顿挫，真挚感人。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在百感交集之下，话却说自从头。自从靖康丧亡离乱以来，国事扰攘，国土日蹙，所不忍言；而兵争干戈之事方兴未已，竟未能望其止息。“那堪”、“竟未”，感慨苍凉沉至。
“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此句的意思是：公卿大夫害怕被金人所掳，化为夷狄之民，故而纷纷逃散。下句用《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但陈诗此句，是切自己所在之地而言，因邓州是长江、汉水临近之地。“江汉故东流”，是诗人说自己一定要像江汉朝宗于海一样，追随建在东南的南宋朝廷。
“风断卿龙府，云移白鹭洲。”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谄媚契丹，契丹封他为“儿皇帝”。辽大同元年（947年），契丹逼晋，并俘虏了石敬瑭之子石重贵，把他囚禁在卿龙府。北宋亡国以后，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囚禁于五国城（五国城：辽国地名，后内附；划归卿龙府），其事与晋事相类。下句“云移白鹭洲”，当时宋高宗的朝廷移在扬州。这都是诗人所系念所感伤的事。
“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云何”，犹言如何；“持底”，犹言用什么。诗人说，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纾解国难，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担君忧。
“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上句亦《发商水道中》“世事本前期”之意。意云：今时势艰危如此，固非难以预料，而是事出有因。“吾生本自浮”，虽则前事有因，而我生本自飘浮。命运如此，为之奈何。
“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时势艰危如彼，身世漂泊如此，已足使人感伤。然则秋日卿花，纷披四野，作此秋日之荣秀，很难让人有观赏的欲望。
陈与义这首《感事》诗，确是逼近杜甫。从遣词用字上看，“那堪”、“竟未”，“危”、“故”，“断”、“移”等，都是沉实的字眼，有杜诗的风味。从比兴手法上看，“风断”、“云移”一联，以天象喻人事，也深得杜诗的兴寄之妙。至于以景抒情作结，又是杜甫即事咏怀一类诗作的常见章法。全篇苍凉沉郁，居然老杜气韵。比纪昀稍晚的南阳人邓显鹤，著有《南村草堂文钞》，他在一篇序文中说：“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梦得、王龙标辈，皆托迹沅、澧、郴、湘、衡、永间，绝无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简斋始。”又说：“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湖峤，间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忧爱，亦与少陵同。”“不忘忧爱”，是杜甫的大节，也是简斋的大节。用这四个字去看这首《感事》诗，正是十分契合。
这是一首伤春怀旧之作，整首词从触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写作者对春天的独特感受。上阕是伤春，春尽花残，令人忧伤；下阕是怀旧，萦怀往事，竟与秋千有关，引人遐思，是神来之笔。全词情景交融，含蓄委婉，意味隽永，充分体现了词艺术上的含蓄和韵味。
上片起首两句，写词人对春日里天气频繁变化的感受。“乍暖”，见出是由春寒忽然变暖。“还”字一转，引出又一次变化：风雨忽来，轻冷袭人。轻寒的风雨，一直到晚才止住了。词人感触之敏锐，不但体现对天气变化的频繁上，更体现天气每次变化的精确上。天暖之感为“乍”；天冷之感为“轻”；风雨之定为“方”。遣词精细确切，暗切微妙人情。
庭轩”一句，由天气转写现境，并点出清明这一气候变化多端的特定时节。至此，这“寂寞”之感就进而属于内心的感受了。歇拍二句，层层逼出主题：春已迟暮，花已凋零，自然界的变迁，象喻着人事的沧桑，美好事物的破灭，种下了心灵的病根。此病无药可治，唯有借酒浇愁而已，但醉了酒，失去理性的自制，只会加重心头的愁恨。更使人感触的是这样的经验已不是头一遭。前一年如此，这一年也不例外，“又是去年病”点明词旨。过片承醉酒之后而来。
“楼头画角风吹醒”，兼写两种感觉。凄厉的角声，轻冷的晚风，使酣醉的人清醒过来。黄蓼园评云：“角声而曰风吹醒，醒字极尖刻。”（《蓼园词选》）这一个“醒”字，表现出角声晚风并至而醉人不得不苏醒的一刹那间反应，同时也暗示酒醉之深和愁恨之重。伤心人被迫醒来自是痛苦不堪，“入夜”一句，即以现境象征痛苦的心境。夜色降临，心情更加黯然，更加沉重。而重重深闭的院门更象喻着不得开启的心扉。
结句指出重门也阻隔不了触景伤怀，溶溶月光居然把隔墙的秋千影子送了过来。黄蓼园对此句也甚为激赏：“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笔，极希微窅渺之致。”（《蓼园词选》）月光下的秋千影子是幽微的，描写这一感触，也深刻地表现词人抑郁的心灵。“那堪”二字，重揭示为秋千影所触动的情怀。
此词用景表情，寓情于景，“怀则自触，触则愈怀，未有触之至此极者”（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尤其是词之末句，写人却言物，写物却只写物之影，影是人，人又如影之虚之无，确实写出了隽永的词味。总之，张先词艺术上的含蓄和韵味，此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北去，中原尽失。这样的时局下朝野志士无不拔剑斫地，切齿扼腕，于是词坛上产生了一批令人读后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见其慷慨磊落之气的作品。向子諲这一首《秦楼月》，题旨相同，篇幅虽短，感情的容量却并不小。另外这首词表现上也自有特色。
全诗结构分上下两阕，词意可分三层。
起首“芳菲歇”三字，写春光消逝景象，似实而虚。因为词人并非吟咏节序，抒发一般的伤春伤别情怀，所以下面不再展开对景色的描绘。当此春末夏初时节，萦绕词人心间的是什么呢？是“故园目断伤心切”。这句中“故园”可作家乡解，但向子諲家江西临江，并未沦落于金人之手，这里显然是指失去的国土。词人登高遥望北方故国，而故国不可见，对于一个胸怀爱国之情的南渡词人来说，怎能不悲伤痛苦呢？这一句，是词人内心感情的直捷表露。但如果任凭感情的驱使，沿此思路写下去，就未免有一泻无余之病了。词是吟咏性惰的，但最好是诉诸具体的事物。至此，词人笔锋一转，由直而曲，欲吐又休，不言情而转写景：“无边烟水，无穷山色。”词人眼中所见，唯有迷离的烟水，朦胧的山色。这一景象，既是“故园目断”含义的丰富和扩展，又使“伤心切”这一心理活动形象化；同时，无边无际的自然山水，又恰到好处地隐隐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情感的悠远的惆怅。所以，读至此，读者简直分不清词人是写景呢，还是抒情。景与情合，情以景生，情景交融，“悲喜亦于物显”（王夫之语），正是“无边烟水，无穷山色”的妙处。
下阕“可堪”二字，是不能堪的意思。此乃词人着意用力之笔，正是这两字把上阕“故园目断伤心切”的感情向前深化了。词人为何春末夏初时节思念故国呢？因为是“更近乾龙节”。《易·乾》：“九五，飞龙天。”乾卦以龙取象，所以古人便以“乾龙”喻帝王。乾龙节，是北宋钦宗赵恒的生日。据《宋史·礼志》记载：“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处仁等表请为乾龙节。”从记载中可以想见当年此日，朝廷中群臣为皇帝祝寿，钦宗赐宴，好一派隆重的寿宴的盛况！而此时又是四月，乾龙节又将近，然而此时却是神州板荡，山河易主。词人抚今追昔，怎能忍受得了如此巨变呢？于是万千感触，化为使人不忍卒读的词句：“眼中泪尽空啼血。”这一句，哀怨悲凉，撼人心魄。向子諲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将领。公元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金兵大举南下，一路杀奔江西、湖南。此时向子諲正潭州（今长沙）知州任上，有人建议暂避敌锋，他大呼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诸郡有一二能为国家守，敌其至此耶？朝廷使我守此潘也，委而去之，非义矣！”（见汪应辰《向公墓志铭》、胡宏《向侍郎行状》）他亲率军民血战数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城破。事后，他的好友陈与义赠诗，诗中赞曰“柱天勋业须君了”（《题向伯恭过峡图》）。然而词人想当时家亡国破，君辱臣耻，却又回天无力，胸中不禁充塞着极度的愤恨和悲哀。这样深沉难遣的感情郁积胸中，实非“眼中泪尽空啼血”一句不能尽之了。以上为词意的第二层。
紧接着，词人由人的“空啼血”联想到自然界的子规，感情又进一层。按《秦楼月》词调的要求，“空啼血”是承上句而来，并非是语句的简单重复，而用以引起以下句意。词人因情设景，以“子规声外，晓风残月”这样凄厉萧索的意境结束全词。子规即杜鹃鸟。子规啼血是古诗词中常用的，如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山甫《闻子规》：“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晓风残月”，是柳永《雨霖铃》词中的名句。这首词虽是移用，但词人显然对“杜鹃啼血”内涵进行了改造。此词中它表现的已不是离别的愁苦，而是因国破家亡而生的故国之思了。“子规声外，晓风残月”，是因情而设景，也就是王国维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它以丰富的内蕴，传达出词人心中的无限哀怨，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全词感情真挚，情景交融，在《酒边词》中，是一首成功的小令。但终因其忠愤有余而少豪放之气，且词中意境独创性少，新鲜感不足，不免影响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量，在宋词中未臻上乘。
第一首诗开头两句是汝南人民水灾后重建家园的生活写实。汝水“抱城”奔流的势头和火种田中的“烧痕”换新绿的场景，告诉人们：春色被“偷”到人间，人们正在为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三四句把眼前景物与灾情回忆结合起来。“湘妃泪”、“杜宇魂”，借用虞舜二妃泪染斑竹和蜀王杜宇魂化子规的典故，喻指灾区人民家散人亡，拭泪招魂的凄惨情状。诗人眼中见到的修竹影，耳边听到的子规声，唤起他对灾民的深切同情。千万点血泪，一声声杜宇，汝南人民遭受洪灾，无家可归，惨不忍睹的镜头，如同就在诗人眼前。五六句回顾了造成水灾的历史根源：汉代、唐代留下的隐患和祸根。前句指西汉末年翟方进为相，奏废汝南水利工程之一的鸿隙陂，从此“水无归宿”，经常为害。下句指唐宪宗元和年间，吴元济割据蔡州等地，对抗李唐王朝，擅改汝水故道，虽为李愬讨平，却贻祸无穷。这些往事，追想起来，都是令诗人哀伤愤慨的。七八句说城堞倾圮已尽，希望太守重加治理。诗人以陶侃来拟向宗回，祝愿他像陶侃那样，为巩固赵宋王朝而效力。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展开了一幅郊野萧条景象的素描：炊烟袅袅，郊野的孤村，依稀可辨；天色清寒，村舍的痕影，一点也看不见。洪水给汝南人民带来的后果，还未消除。三四句写汝南两个名胜车网湖和壶公祠的傍晚景色。湖边梅花盛开，祠畔明月初上，风景原本很迷人，但前一年的灾情，诗人记忆犹新，前村的景象，宛然在目，他触景伤情，泪溅魂销。这景况和诗人同时之作“风将沉燎萦歌扇，雪带梅香上舞衣”（《次韵裴秀才上太守向公》），风格迥然不同。五六句说汝南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古城。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蔡、沈等国的封地，颇多“先贤”，人们立庙祭祀以示追怀“恩”泽。七八句则从另一角度指出：历史上蔡州也有秦代李斯（上蔡人，上蔡宋属蔡州）这样的人物，他官至丞相，却终遭杀戮之祸。诗人以提问的口气，把李斯临刑时“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长叹”反说出来（《史记·李斯列传》），意在从他身上引出经验教训。
这组诗表现了汝南的地理历史概况，却各有特点。第一首诗，上半部分写人民重建家园的辛勤劳动和水患带来的严重后果，下半部分指斥汉、唐两朝当国宰相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对太守向宗回寄予了希望。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茫茫”二句写汝水抱城奔流，春色中带有烧痕，诗人主要借助“烧痕”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偷”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千点”二句假物寓人，借景抒情，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它既有烘托前两句的作用，也能增强对读者的感染力。“遥怜”二句由汉代的昏庸宰相说到唐代的乱臣贼子，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陶侃梦天门”的祝愿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而第二首诗，上半部分写水灾之后的情景，下半由蔡州在春秋时代已是封疆之国和恩泽民众的将相祠庙依然受人供奉，表现出这里民风淳朴，并引李斯之事为戒。这对太守向宗回也有讽劝作用。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庖烟”二句写诗人通过炊烟遥认孤村，主要借“庖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认”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车网”二句假物寓人，“封疆”二句由春秋的封国说到庙食的将相，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写李斯“牵黄犬”的“长叹”，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诗中说，古代的将相之所以到后来仍然受到祭祀，是因为恩及于民，作者劝勉太守之意自在言外。
秦观是小小的教官，向宗回曾多次请他代撰境内受祭祀之神的文章，可见对他是尊重的。在郡守登楼眺望时，他的次韵之作，咏史悯时，发了很多感慨。这首诗能摆脱一般“次韵”诗的窠臼，所以能成为名作。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