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能是李白流放夜郎时所作。诗题的意思是在郢门这个地方遇上了秋天而抒发胸中感想。此诗共二十句，除了尾联两句，其余都是对仗，所以这是一首入律的诗歌。诗中抒发了对家乡的思念，对隐居的向往之情，也蕴含了对时光易逝，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慨叹，情感基调比较悲凉。
有人认为，也许是在李白年轻时候，拜见荆州刺史韩朝宗以后，因为不得举荐而灰心，而产生出归隐的思想，从而挥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也有可能是李白刚刚出川到达荆州时候就产生了思乡的情绪，“巴月三成弦”，总之，长期在正干揭游说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没有坚强的意志与雄厚的财力是难以支持的。
“一醉醒来春又残，野棠梨雨泪阑干。”这一句流露出来的感伤之情，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词人开篇写自己酒醉醒来，忽然发现春色已接近尾声了，海棠和梨花上面还残留着点点雨滴，好似眼泪一样。作者通过“一醉”引出醒来后所见，本来毫不相关的“酒醉”和“春残”被作者巧妙地联系起来，令人感觉他醉了很久，连节气的变化都已经忘记。作者在“春残”二字中间加了个“又”字，说明人对时光的荏苒毫无察觉。如晏几道词集自序中所写的那样：“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前一句写酒醒之后，满目尽是悲凉，仅仅剩下了春残的萧条。作者因自己酒醉而荒废了美好的春景感到自责。后一句以“海棠梨花”表春残，更有意境。古人将美人流泪喻为梨花带雨，作者运用此意，表达出内心的无限哀愁。
“玉笙声里鸾空怨，罗幕香中燕未还。”在玉笙的曲子中，孤单的鸾鸟徒然哀怨，房中的帷幕依旧，却看不见那归巢的燕雀。“鸾鸟”也叫孤鸾，是指失去配偶的鸾鸟，这里也是作者的自喻。“燕未还”是指离别的恋人还未归还，作者通过这两句表达了深深的孤寂与凄情。
“终易散，且长闲，莫教离恨损红颜。”这三句从表面上看是作者对人生的看破：明明知道离别容易相聚难，那就暂且放松思绪给自己以空间，莫要让那分别的苦痛纠缠自己的心绪。但紧接着通过结尾两句就能发现，作者自己也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内心真正的感情是无法掩盖的。
“谁堪共展鸳鸯锦，同过西楼此夜寒。”这句中“鸳鸯锦”是指夫妻共用的被子，这里代指男女之间的爱情。“西楼”是指男女共同欢愉的居所。通过想象“鸳鸯锦”和“西楼”所代表的美好时光，表达了作者无限的期待和思念：他依旧怀念当初共同度过的美好日子，期待有人能陪自己度过漫漫长夜。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陈师道的五言古诗《妾薄命》共有两首。诗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多样的，以一位侍妾悲悼主人的口吻抒写了自己对老师曾巩的悼念。要不是原诗题下有诗人自注：“为曾南丰作。”后世的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首侍妾的哀歌。
至于陈师道与曾巩的关系，宋人笔记上说得颇带传奇色彩：曾巩路过徐州，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莘荐陈师道前往谒见，虽然送了不少礼，但曾巩却一言不发，陈师道很惭愧，后来孙莘问及，曾巩说：“且读《史记》数年。”陈师道因此一言而终身师事曾巩，至后来在《过六一堂》诗中还说：“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见陈鹊《耆旧续闻》）这种记载只是小说家之言。其实，曾、陈的师生关在史书上有明文记载，《宋史》中陈师道本传上说他“年十六，早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留受业。”元丰年间（1078-1085），曾巩典五朝史事，举荐陈师道为史才，然而终因他未曾登第而未获准，因而，陈师道对曾巩有很深的知遇之恩。故1083年（元丰六年），当他听到曾巩的死讯后，即写下了这组感情诚挚的悼诗。
第一首诗托侍妾之口，写主死之悲，并表达了不愿转事他人的贞心。起二句极言受主人的宠爱，“十二楼”即指十二重的高楼，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中有“凤楼十二重，四户入绮窗”之句，这里是形容宫楼的高峻和豪华。“一身当三千”句，取自白居易《长恨歌》中“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意思，然以五字概括，更为精炼，所以陈师道诗最权威的注释者任渊说，此句“语简而意尽”。这正体现了陈师道诗工于锻炼和善于点化前人诗句的特点。
“古来”二句陡然转折，主人公悲叹自己不能至死侍奉主人，与上二句连读，可谓一扬一抑。“起舞为主寿”句承首二句，“相送南阳阡”句则承三四两句。汉代原涉在南阳为父亲置办的墓地，称为“南阳阡”，因而后世以此泛指墓地。此二句以极概括的语言抓住典型事件，构成鲜明对照：本来为祝祷主人长寿而翩翩起舞，转瞬间却往坟地为他送葬。两句中意象丰赡，节奏跳动，可见诗人用墨的简炼，故陈模说，此二句“盖言初起舞为寿，岂期今乃相送南阳阡，乃不假干澹字而意自转者”（《怀古录》）。刘禹锡的《代靖安佳人怨》悼宰相武元衡遇刺，说：“晓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也是写乐极哀来，生死的变幻无常，意境与此二句略同，然而陈师道的造语更为高古凝炼。
白居易《燕子楼》诗说：“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着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此诗中“忍著”二句，与白居易诗意蕴相近，但并非泛咏男女之情，而另有很深的寓意。北宋中期，政治上风云变幻，元祐党、变法派轮番掌权，所以一般士人都讳言师生关系，以避免党同伐异，受到连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则随波逐流，诌谀权贵。陈师道此诗正是对此种风气的批判，他责问道：难道忍心穿着以前主人踢子我的衣裳，去博取他人的欢笑冯？
末四句直抒胸臆，一腔悲慨，啧涌而出。然而死者无知，只有生者独自哀怜。整首诗便在生与死、哀与乐、有知与无知的对照中结束。
第二首是组诗第一首的主题的延伸，表达了杀身相从的意愿，二首一气贯注。故范大士《历代诗发》评价说：“琵琶不可别抱，而天地不可容身，虽欲不死何为？二诗脉理相承，最为融洽。”
“叶落”二句以写景起兴，然意味无穷，诗人的用意至少有三层：此二句承上文“相送南阳阡”而来，故写墓园景象，且兴起下文，此其一；又写墓地凄惨之状，以飘零之落叶与绚烂之红花相衬，愈见山野的空旷寂寥，写景状物颇能传神，并烘托出苍凉凄迷的气氛，故任渊说：“两句曲尽丘源凄惨意象。”此其二；此二句写景起兴中又带有比喻意，落叶指已逝之人，而红花喻主人公自己。但落叶飘败，花的娇艳，徒成空无。潘岳《悼亡诗》说：“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这首诗以落叶比喻人的长逝，然而寓意的深刻远不及陈师道此诗，故陈模盛赞《妾薄命》中这两句说：“陈后山‘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兴中寓比而不觉，此真得诗人之兴而比者也。”（《怀古录》）此其三。
“捐世”以下八句一气流走，自然涌出。诗中说，主人不待年老即弃世而去，因而对我的恩惠未能到头。想来一死尚可忍受，而今后无穷的生涯怎样度过？偌大的世界，却容不得主人公微弱的一身，于是发出了最后的心声：“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语气坚定，如铮铮誓言。此八句层层相绾，语意畅达，纯自肺腑中流出，读来不觉其浅率，唯感其真诚。
至此感情的激烈已无以复加，全诗表面上应戛然而止了，然而“向来”二句，转以哀婉的情调结束：那以前歌声鼎沸、舞姿婆娑的地方，只留下夜雨的淅沥和蟋蟀的悲鸣，由此表达了盛时不再、人去楼空的感慨，一变前文率直奔放的激情，遂令诗意深远，避免了一览无余。这末尾的“歌舞”几句，正与组诗第一首的开头“十二楼”首尾相应，也表现了作者的匠心。
《妾薄命》向来是被认为是陈师道的代表作，故《后山诗集》以此为冠，其原因便在于此诗集中体现了陈师道诗的风格。陈师道诗的佳处在于高古而具有真情，锻炼而以淡雅出之。这首诗造语极平淡，表面上没有用典故，不作艰深之语，只是直陈胸臆，实际上却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任渊评价说：“或苦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迫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意谓他的诗须细细品味，不是一读即可明白其中用意的，这正说明，陈师道的诗在平淡的背后，有着惨淡经营的苦心。
除了平淡典雅，精炼浓缩也是陈师道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此诗中“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等语，都以极简练的字句表达了丰富的意蕴，如前人所评，有“以少许胜多多许”的特点，故刘壎《隐居通议》说，陈师道“得费长房缩地之法，虽寻丈之间，固自有万里山河之势”。
然而此诗最突出之处还在于用比兴象征的手法，以男女之情写师生之谊，别具风范。这种手法可追溯到《诗经》中的比兴，《楚辞》中的美人香草。这在古典诗词中是屡见不鲜的，因为男女之情最易感人。正如明人郝敬所说：“情欲莫甚于男女，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陆以谦《词林纪事序》引）托喻男女之情而实寄君臣、朋友、师生之谊的作品历代都有，但与陈师道此诗有明显血缘关系的可推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诗中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繻。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诗是张籍为推辞李师古之聘而作，与陈师道此诗所述之事虽然不同，但抒写手法颇多相通之处。虽然后世也有人对此执不同意见，以为此诗“比拟终嫌不伦”（陈衍《宋诗精华录》），然而作为诗之一格，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法，《妾薄命》还是有新意、有真情的。
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写得真实、健康、开朗。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插花者即是年过花甲的作者自己。这就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头插花枝，饮酒为欢，花照美酒，美酒映花，鲜花与美酒，充溢于诗人的心扉。一开篇，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圆融自乐的神态。
诗人陶醉的原因，颔颈两联以醉歌的形式作了回答。诗人一生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再加以筋体康健，时节芳菲，老人的心遂完全被幸福涨大了。他笑眯着醉眼，看面前的酒杯。只见杯中映着花影，红光溜转，面对这花，这酒，这位处在盛世中的高龄而又健康的老人，他的一生乐事都如同被召唤到了眼前，所以痛饮到大醉方归。
该篇与崇尚典雅的传统五、七言律诗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它有白居易的通俗，而其实和白诗并非一路。白诗在平易中一般仍包含着高雅的意境，邵雍这类诗则表现了一种世俗的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一种幽默感和趣味性。
诗格虽不甚高，但充溢着浓烈的太平和乐气氛。这种气氛的形成，固然由于内容是歌唱时康人寿，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老人白发上插着红花，乐陶陶地对着酒杯，这一形象一开始就给诗带来一种气氛；语言节奏的流走顺畅，“花”、“酒”等字的反复回环出现，也显得和乐遂意；颈联“况复”、“那堪”等词语的运用，末联“争忍……不”的反诘句式，又都能把气氛步步向前推进，有那种“击壤而歌”的意味。对于这类诗，虽然不可能望有盛唐诗人作品的宏伟气象，但尚能近于“安闲弘阔”（《颐山诗话》评邵雍诗）。从中表现出北宋开国后“百年无事”的升平景象，以及一些人在小康中安度一生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