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全诗五章，每章六句，每章开头均以南山、北山的草木起兴，民歌味十足。南山有台、有桑、有杞、有栲、有枸，北山有莱、有杨、有李、有杻、有楰，正如国家之拥有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贤人。兴中有比，富有象征意义。但是兴语的作用还有为章节起势和变化韵脚以求叶韵的作用。在此诗中，这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直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等，则显得突兀和浅直，加上“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等后，诗顿时生色不少，含蓄而委婉，诗的韵律也由此而和谐自然。兴语之后，是表功祝寿。每章两次直呼“乐只君子”，可以见出祝者和被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前三章“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三句，言简意赅，以极节省的笔墨为被颂者画像，从大处落笔，字字千金，为祝寿张本。表功不仅是颂德祝寿之所本，而且本身也是其中的必要部分。功表得是否得体，直接关系到诗的主旨。正因为前面的功表得得体而成功，后面的祝寿才显得有理而有力。四、五两章用“遐不眉寿”“遐不黄耇”两个反诘句表达祝愿：这样的君子怎能不长眉秀出大有寿相呢！这样的君子怎能不头无白发延年益寿呢！这又是以前三章的表功祝寿为基础的。末了，颂者仍不忘加“保艾尔后”一句。重子嗣，是中国人的传统，由祝福先辈而连及其后裔，是诗歌的高潮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虽单纯，但结构安排相当精巧，五章首尾呼应，回环往复，语意间隔粘连，逐层递进，具有很强的层次感与节奏感。选词用字，要言不烦、举重若轻、颇耐咀嚼，表现出歌词作者的匠心独运。作为宴享通用之乐歌，其娱乐、祝愿、歌颂、庆贺的综合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本篇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题目为后人所拟。
有人把《史记》誉之为悲剧英雄画廊，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绝代典型，“项羽之死”这个片断便是这部旷世悲剧的最后一幕。“喑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死了，留在人间的是历史长河中曾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群山万壑中殷殷不绝的回响，两千年来无数读者掩卷而思、拍案而起的长叹息。
这最后一幕，由垓下之围、东城快战、乌江自刎三场组成，其中包含了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像，传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不断丰富、发展了他的性格，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艺术效果。
第一场：垓下之围。大幕刚启，夜空中传来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四面楚歌之声，先奏起背景音乐；然后唱出变徵之音的“虞兮”主调：一起便哀音满耳，感人至深。“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尾三虚字反复唱叹，曼声苍凉。正如《史记评林》引吴贤齐说的那样：“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支歌由项羽主唱，美人和之，更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至这位从不曾流过泪的西楚霸王也不禁“泣数行下”；他的部属更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这里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了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悲哀；这里流出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犯了错误之后的悲哀的眼泪，也是一位伟大的英雄面对最终失败的忏悔与惭愧的眼泪。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唏流涕”；而现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他又用“虞兮之歌”作为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序曲，让悲怆的气氛笼罩全篇，把读者引进苍茫辽远、四顾寂寥的境界，噙着泪水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一读则欲罢不能。
接下来是第二场——东城快战。当项羽“自度不得脱”之后，连连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与后面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互相呼应，三复斯言；明知必死，意犹未平。钱钟书说：“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管锥编》)“不服气”，正显示了他的平生意气，说明了他自负、自尊而不知自省、自责。快战之前，司马迁设计了阴陵迷道这个极富表现力的细节。田父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是他过去“所过无不残灭”，丧失人心的结果。“田父绐之曰：‘向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人家骗他，指向左边，他便不假思索地驰向左边，表现了他从来不惯骗人，也从来不相信别人敢骗他的直率、粗犷的性格。这里两“左”字独字成句，节奏短促，纸上犹闻其声，显示出当时形势严峻紧张，仿佛那五千骑追兵已从征尘滚滚中风驰雨骤而至，迫促感、速度感、力量感尽蓄笔端。
写阴陵迷道，目的在揭示这位末路英雄丧失人心；写东城溃围、斩将、刈旗，则着意于进一步展开他拔山盖世的意气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此刻，他丝毫不存幸胜突围之心，只图打一个痛快仗给追随他的残部看看，确证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在这位英雄心目中，死，从来就是不可怕的；英名受侮，承认自己失败，那才可怕。要死也死个痛快，死在胜利之中。这种心态，可笑而又可悲。在这场“快战”中，司马迁再一次运用细节描绘，写项羽的拔山之力，不世之威：“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侯……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仍用虚笔，集中写他的声音。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不仅人惊，连马也吓得后退数里，这是何等的声威力量！他像一尊凛然不可犯的天神，一只被猎犬激怒了的猛虎，须眉毕张，咆哮跳踉，谁也不敢靠近他一步。特别是他“复聚其骑”后，“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何如”二字，写得意，写自负，声口毕见，活活画出项羽豪迈的性格。在这一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不屈服的自我肯定的甜蜜，哪里还曾意识到自己是千枪万箭追杀的目标！
第三场：乌江自刎。其中写了拒渡、赠马、赐头三个细节。项羽马到乌江，茫茫江水阻绝了去路。悲剧的大幕即将落下，司马迁偏偏在这最后时刻打了一个回旋，为他笔下的英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设计了“乌江亭长舣船待”这个细节。文如水穷云起，又见峰峦。项羽本来已无路可逃，司马迁却写成他有充分的机会脱逃而偏偏不肯过乌江，好像他不是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了选择。江边慷慨陈辞，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那曾经“泣数行下”的血性男子，临了反而笑了。“项王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详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者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个细节，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对自己的死，他毫不在意；却不忍爱马被杀，以赠亭长。因为，“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五年来无数胜利的回忆，猛然兜上心头。今昔如此，情何以堪！文章写到这里，实已神完气足，司马迁颊上添毫，再加上把头颅留赠故人这样一个出人意表、千古未闻的细节。“故人”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项羽却慷慨赐头，“吾为若德”：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两对比，何等鲜明！
项羽终于自刎了，他是站着死的。帝王刘、项，将相萧、曹，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本来无所轩轾。但当我们读完《项羽本纪》，特别是读完“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时候，总不免咨嗟叹息，起坐彷徨，这就见出司马迁传写人物的艺术魅力。在这最后一幕中，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场次之间的节奏变化，起伏张弛，抑扬徐疾。第一场重在抒情，节奏纡徐，情如悲笳怨笛，以变徵之音形成了呜咽深沉的境界。第二场重在叙事，全用短节奏，进行速度，铁马金戈，声情激越。第三场江畔陈辞，羽声慷慨。“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连用两反诘句，顿挫抑扬，极唱叹之胜。此外，还用了许多形象生动，蕴涵丰富的细节，其中必有不少出于传闻、揣度，但无不使人感到可感可信、人情人理。清刘熙载《艺概》所谓“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钱钟书《管锥编》所谓“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都是赞扬他设计的细节情理兼胜，妙合无垠。虞姬悲歌，乌江拒渡，赠马赐头，一波三折，全凭细节传神，使全篇文字达到雄奇悲壮的美学境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在传记文学中，不说绝后，至少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