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送别之作。“御带”，又为“带御器械”，是武臣的荣誉性加官。
“红玉阶前，问何事、翩然引去？”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问何事”，语气也显得比较重。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湖海上、一汀欧鹭，半帆烟雨”，写其“翩然”之状：出朝后漫游湖海，与鸥鹭为友，出没于烟波雨浪，显得多么自在、轻快。“海客无心随白鸥”，似乎友人对这种境遇还很满足。作者这里有意引而不发，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这里是回答了，经过上面一番周旋，显得有很重的感情份量。辞官后遨游江海固然自在浪漫，但辞官实是无奈之举。虽有报国之志，济时之策，怎奈落得“空自怨”
“从谁吐”，用问句表达出来，其中含有无奈、落寞、怨恨、孤独等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过垂虹、亭下系扁舟，鲈堪煮。”垂虹亭位于吴江长桥头，这里是南宋连贯东西水路必经之地，李珙离临安往西自然经过这里。这里还有一处著名的古迹：晋代吴江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家乡的鲈鱼脍，于是慨然叹道：“人生贵在适志，安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哉！”便辞官返乡。后人在这里建有鲈乡亭。“垂虹亭”地名融合典故用在这里很合适：友人经过此地正是鲈肥堪脍时节，可尽地主之谊；友人亦是辞官归去，正与张翰同怀，可谓异代知音，不妨小住。并且有用张翰“人生适志”安慰友人之意。“鲈堪煮”，“堪”字耐人寻味，除了传达出主人殷勤款留之意外，还替友人表达了心里的多少不得已！
“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可以说，这里才是送别之题，上片全是题前之意。由于题前之意写得很充分，别意就显得分外珍重、深厚了。“留君住”须“拚一醉”，这种态度表现出了多么执着、灼热的感情，“歌一曲”中有着多少依恋、怜惜。“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友人此去，怅然若失，仿佛在追循友人足迹似的。顺承上句，这种意思是明显的。
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李珙大概是四川人，四川人来下江做官，路途遥远，一旦罢官就有流离之感。吴潜友人吴泳也是四川人，在写给吴潜的信中就说：“西州（指四川）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如果是这样，那么“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就有双层含义：一为问询，一为慨叹，即罢官之后很可能“无所于归”，天地之大，难道没有你容身之处？其中的关切、忧虑表露无遗。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是紧相联贯的。
“世事悠悠浑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许！”还有收拾旧山河这样的大事业等待成就，朝廷本该多多任用贤才，但李珙这样有志又有才的人却被迫辞官漂泊江湖，这真让人又痛惜又悲愤。“试举头、一笑问青天，天无语，”不理解，因而发为天问。“一笑”，是被悖谬所激怒的笑。读到这里，读者可以想见作者在向青天发问：人世间的举措何以如此荒唐，是非何以如此颠倒？“天无语”，他得不到回答，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
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愦表示了强烈愤慨。这些情绪的表达是有层次的推进，词中的几个问句显示了情绪推进的节奏，结句达到了高潮。从全词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是一首送别诗，写诗人在湘江入洞庭湖的渡口送别友人。全诗大半写景，不见伤别字面，只是将一片离情融入景中。
首联、颔联写“湘口”所见：先是放眼湘江水岸，看到暮霭、芦苇、田野；接着远眺云梦，但见飞雪、去雁；最后注目孤舟离人。诗的前三句，境界阔大，气象雄浑。“中流欲暮见湘烟”，“中流”即江心，这是江面宽阔的地方，此时在暮霭的笼罩下更显得苍苍莽莽。“岸苇无穷接楚田”，“楚田”即田野，春秋战国时期湘江流域为楚地；“岸苇无穷”已有深远之意，再与“楚田”相接，极写其空旷广袤。“去雁远冲云梦雪”，“云梦”是有名的大泽，在洞庭湖以北的湖南、湖北境内，孟浩然曾以“气蒸云梦泽”（《临洞庭上张丞相》）来状写它的壮伟，这里则以“云梦雪”来表现同样的境界。经过此番描画之后，方才拈出第四句点题：“离人独上洞庭船”。此句一出，景语皆成情语。飞雪暮霭，迷漫着一种凄冷压抑的氛围；四野茫茫，更显出离人的伶仃；大雁孤飞，象征着友人旅途的寂寞艰辛。作者或用正面烘托，或用反面映衬，或用比兴之法，寄寓自己的伤别之情。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心绪，只是将几组景物纳入同一画面之中，使它们发生内在的联系，通过画面显示特定的意境。这样，既有壮阔生动的自然景象，又有深邃内在的个人情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颈联“风波尽日依山转，星汉通霄向水悬”写洞庭湖的景象，并非实写，而是由“洞庭船”引发的想象，故而在时间上并不承上，“暮”、“雪”不见了。这两句是说，洞庭湖波翻浪涌，奔流不息，入夜，则星河璀璨，天色湖水连成一片。洞庭湖是浩瀚而美丽的，然而诗人此写并不是出自对洞庭奇观的激赏，风波之中，星汉之下，始终有着孤舟离人。因而，他对洞庭湖水的描绘，流露着对友人一路艰辛的关切，而有关星河高悬的遐想，则是对孤舟夜渡的遥念。诗人的这种情思同样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孤舟离人和洞庭景象这前后两幅画面的巧妙组接来加以体现的。
尾联“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是说友人归去当及新年，而自己却不能回去。“零落梅花”是诗人自况，也是一景。由腊月而想到梅花，由“残”而冠以“零落”，取景设喻妙在自然含蓄。此联固然表现了诗人的自伤之意，但同时也表现了念友之情，因为诗人之所以感到孤独，完全是由友人的别离引起的，故而这种自伤正是对友人的依恋。
李频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这首诗堪称其代表作。全诗八句倒有七句写景，湘江的暮霭，江岸的芦苇、田野，云梦的飞雪、大雁，渡口的孤舟、离人，洞庭的风波、星河，以及腊月的梅花，等等，真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诗文有所谓“主宾”一说，主是中心，“无主之宾，谓之乌合”（王夫之《姜斋诗话》）。在这首诗中，作者把孤舟离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围绕这个中心层层设景；又从孤舟离人逗出情思，把诸多景物有机地串联起来。故而全诗显得章法齐整，中心突出，而且融情入景，与一味作感伤语的送别诗不同，自有一番悠悠远思的风韵。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秋瑾的小诗“对酒”作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板荡，中华民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满清王朝腐败不堪，鉴湖女侠愤然而起，她本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娇花弱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于1904年变卖掉自己的全部首饰衣物东去日本留学。她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日本她以高价购得一柄宝刀，并学习剑击和射击技术。秋女侠是近代史上一位奇女子，击剑，舞刀，豪饮，赋诗，俱能来得，尽显巾帼豪气。1905年从日本回国，走访好友吴芝瑛，以所购宝刀相示，纵情豪饮，酒酣耳热，拔刀起舞。
第一句以不吝惜千两黄金去购买锋利的宝刀起兴，“千金”本是珍贵的钱财器物，而诗人却毫不可惜地用来换取别人看来价值根本不足相当的东西。表现了诗人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的豪爽。
第二句与首句呼应，诗人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显示出诗人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豪爽性格。
第吴芝瑛久知秋瑾有光复志，虑其事泄贾祸，屡示珍重。面对好友的提醒，这就有了本诗的第三，第四句，秋女侠的回答。借用周朝的忠臣苌弘鲜血化碧的典故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满腔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应当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抒发诗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感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