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
上阕先以马周、苏秦、冯谖三个人物失意落寞的遭际自比，然后直摅胸臆，抒发不平：“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此二句看似寻常语，但却道破了南宋政治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后来的皇帝基本上一脉相承，多少仁人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衔恨以终。至此可知中国之不尊，罪在最高统治者。前结仍抒上意。读书万卷，志在辅佐君王，报效国家，反退而隐居，埋在底层，于诗书冠一“叹”字，可知感慨之深。本可以辅佐君王以尊中国，但却被弃置了，岂不令人悲痛!上片连用典故，壮怀激烈，悲歌慷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无法实现统一中国的愤世之情。
下阕从侧面立意，在报国无路的情况下，便寄情诗酒，归隐田园，故作旷达，隐痛深哀，仍充满字里行间。“休感慨”，实际是感慨有何用，不如藉美酒以消愁解恨。而人生易老，即使欢乐也难以尽兴。接再作超脱：“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转而又作愤语：“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酧黄犊。”这里表示放下请缨杀敌、立功封侯的念头，归隐田园，以求解脱。最后引贾谊事作结：“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贾谊为什么因寂寞而伤时痛哭呢？以反问的形式透露了诗人故作旷达而始终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旷达精神，实质上是他的悲痛情绪发展到更深沉的表现。托古喻今，长歌当哭，全词借古人之酒杯，浇我胸中之块垒，这块垒似乎越浇越多了，因为辛弃疾的“悲剧”乃时代使然，终南宋王朝力主恢复的抗战潮流，不过细波微澜而已。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