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恋情词，民歌风情。上片追忆当初同在回廊，月夜同烧香的情景，烘托出眼下离别孤独的相思愁苦。下片由书信二三行引起内心的无穷思念，愁断人肠。结末以雁儿栖息何处作比喻，表现出惊恐不安的神态。此词全用口语，通俗浅近。
上阙首句“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廓，月在回廊”。词一开头就从回忆写起，用“记得”回叙那个令人陶醉、难以忘怀的美好辰光：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在九曲回廊与自己的情侣一道焚香拜月，默祷祝愿，互诉衷肠。词人撷取“同烧夜香”这么个典型事例，透露两情缱绻的无限消息，以少总多：借焚香拜月的动态，状情侣间不可言传的心态。月夜与回廊时空错呈，夜景与恋情水乳交融，是一幅寓情于景的绝妙画图。
柔和的月色，“幽谧的夜晚，清香袅袅，情语绵绵，恐怕蟾宫嫦娥也忍不住要窺视妒羡吧。”可是，这一切已成过去，只能在记忆里重温，现实留下的却只有“思量”。“而今独自睚昏黄，行也思量，坐也思量。”“而今”正与开首的“记得”相对应，镜头从往昔摇回现实。现实是令人伤怀的，昔日双双偎依，今已影单形只，只能“独自”空守，因而对夜也就由迷恋转为怨恨，而要“睚昏黄”了。一个“睚”字，就是一个特写镜头，反衬出对恋人思念之强烈。你看，“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无时无刻不在思量，与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行”、“坐”的动态概括，极写两情之深沉。
下阙开头的“锦”字，系套用《晋书·列女传》中的一个典故：窦滔妻苏氏善属文。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词甚凄婉。词人以此典故象征鸿雁传书。“锦字都来三两行”，信算是传来了，可是这三两行使人读了凄婉的消息，非但没有稍解候信人的思念之情，反而触发和平添了无限倜怅。“千断人肠，万断人肠”，正是极言愁绪震荡撞击之剧烈。朝思葬想的情侣，就似虚无飘渺的绰约仙子，你究竟在于何方？鸿雁传书来来往往并没有个确信，“来也愜惶，去也牺惶” ，直弄得六神无主、惊慌烦恼。
全词回忆与现实结合，表层行踪与深层心理交融，对比与复叠词语连用，音韵铿锵。这首词虽然抒发的是男女幽怨之情，但是于宛转缠绵之中，依然具有一种空灵蕴藉、情愫粗犷之美。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此诗开头气势凌厉。蜀汉雄壮的铁骑，高举着绘有熊虎和鸷鸟的战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飞速北进，威震中原。“高压”一词本很抽象，但由于前有铁马、云雕、柳营等形象做铺垫，便使人产生一种大军压境恰似泰山压顶般的真实感。“柳营”这个典故，把诸葛亮比作西汉初年治军有方的周亚夫，表现出敬慕之情。三、四两句笔挟风云，气势悲怆。“天晴杀气”，既点明秋高气爽的季节，又暗示战云密布，军情十分紧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灾难却降临到诸葛亮头上。相传诸葛亮死时，其夜有大星“赤而芒角”，坠落在渭水之南。“妖星”一词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无比痛惜。
前四句全是写景，诗行与诗行之间跳跃、飞动。首联写春，颔联便跳写秋。第三句写白昼，第四句又转写夜间。仅用几组典型画面，便概括了诸葛亮最后一百多天里运筹帷幄、未捷身死的情形，慷慨悲壮，深沉动人，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温庭筠诗本以侧艳为工，而此篇能以风骨遒劲见长，确是难得。后四句纯是议论，以历史事实为据，悲切而中肯。
诸葛亮竭智尽忠，却无法使后主刘禅从昏庸中醒悟过来，他对刘禅的开导、规劝没有起什么用。一个“空”字包蕴着无穷感慨。“不由人”正照应“空寤主”。作为辅弼，诸葛亮鞠躬尽瘁，然而时势如此，他实在难以北取中原，统一中国。诗人对此深为叹惋。诸葛亮一死，蜀汉国势便江河日下。可是供奉在祠庙中的诸葛亮像已无言可说，无计可施了。这是诗人从面前五丈原的诸葛亮庙生发开去的。谯周是诸葛亮死后蜀后主的宠臣，在他的怂恿下，后主降魏。“老臣”两字，本是杜甫对诸葛亮的赞誉：“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用在这里，讽刺性很强。诗人暗暗地把谯周误国降魏和诸葛亮匡世扶主作了对比，读者自然可以想象到后主的昏庸和谯周的卑劣了。诗人用“含而不露”的手法，反而收到了比痛骂更强烈的效果。
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前半以虚写实，从虚拟的景象中再现出真实的历史画面；后半夹叙夹议，却又和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它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褒贬之意。末尾用谯周和诸葛亮作对比，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系蜀国安危于一身的独特地位，也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