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
这首《戏答元珍》是欧阳修的律诗名作，此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此年欧阳修因事左迁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交好。丁曾有诗赠欧阳修，欧阳修乃于此年作诗以答。此诗首联写山城荒僻冷落；颔联承前细写山城荒凉之景，写出残雪累累、寒雷殷殷中蕴孕的生机一片。后两联抒情。颈联写作者多病之身在时光变迁、万物更迭中产生的客子之悲；尾联写自己早年作客洛阳，稔熟洛阳牡丹，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自己全不在意。欧阳修在这样一首普通的诗中表达了决不屈服的昂扬之志，道出了作者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这首诗体现了宋诗注重理趣的革新特征。
这首诗描写诗人在淮上（今江苏淮阴一带）喜遇梁州故人的云况和感慨。他和这位老朋友，十年前在梁州江汉一带有过交往。诗题曰“喜会”故人，诗中表现的却是“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那样一种悲喜交集的感云。
诗的开头，写诗人昔日在江汉作客期间与故人相逢时的乐事，概括了以前的交谊。那时他们经常欢聚痛饮，扶醉而归。诗人写这段往事，仿佛是试图从甜蜜的回忆中得到慰藉，然而其结果反而引起岁月蹉跎的悲伤。
颔联一跌，直接抒发十年阔别的伤感。颈联的出句又回到诗题，写这次相会的“欢笑”之态。久别重逢，确有喜的一面。他们也像十年前那样，有痛饮之事。
然而这喜悦，只能说是表面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所以对句又将笔宕开，写两鬓萧疏。十年的漂泊生涯，使得人老了。这一副衰老的形象，不言悲而悲云溢于言表，漂泊之感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一喜一悲，笔法跌宕；一正一反，交互成文。
末联以反诘作转，以景色作结。为何不归去，原因是“淮上有秋山”。诗人《登楼》诗云：“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树多。”秋光中的满山红树，正是诗人耽玩留恋之处。这个结尾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
绘画艺术中有所谓“密不通风，疏可走马”之说。诗歌的表现同样有疏密的问题，有些东西不是表现的重点，就应从略，使之疏朗；有些东西是表现的中心，就应详写，使之细密。疏密相间，详略适宜，才能突出主体。这首诗所表现的是两人十年阔别的重逢，可写的东西很多，如果把十年的琐事絮絮叨叨地说来，不注意疏密详略，便分不清主次轻重，也就不成其为诗了。这就需要剪裁。
诗的首联概括了以前的交谊；颈联和末联抓住久别重逢的云景作为重点和主体，详加描写，写出了今日的相聚、痛饮和欢笑，写出了环境、形貌和心思，表现得很细密。颔联“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表现的时间最长。表现的空间最宽，表现的人事最杂。这里却只用了十个字，便把这一切表现出来了。这两句用的是流水对，自然流畅，洗练概括。别后人世沧桑，千种风云，不知从何说起，诗人只在“一别”、“十年”之前冠以“浮云”、“流水”，便表现出来了。意境空灵，真是“疏可走马”。“浮云”、“流水”暗用汉代苏武李陵河梁送别诗意。李陵《与苏武诗三首》有“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苏武《诗四首》有“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其后常以“浮云”表示漂泊不定，变幻无常，以“流水”表示岁月如流，年华易逝。诗中“浮云”、“流水”不是写实，都是虚拟的景物，借以抒发诗人的主观感云，表现一别十年的感伤，由此可见诗人的剪裁功夫。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