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述了新晴之后颇为清静、悠闲的环境和心情，语言通畅易晓而又情趣十足。最后两句诙谐而有创意，用拟人的手法，把“南风”当作老朋友看待，而在这“无人”来访之时，对于“南风”的造访便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因而“南风”也无所顾忌，可以随便翻书，成了诗人的知音，于是，就在“无人”的境况中平添了不少引人遐想的情趣。
“青苔满地初晴后”正好和王安石“茅檐长扫静无苔”相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青苔满地”，比起刘禹锡“苔痕上阶绿”来，这“苔”要多得多。同样描写幽静的境界，无苔，有苔，多苔之差是巨大的，王安石用无苔以表现“净”，刘禹锡用上阶绿之苔写独处陋室之“静”，这首诗满地之苔则因久雨初晴，其中差异不能不辨，这是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效方法。
“绿树无人昼梦余”写午梦醒来之后，虽然只见到“一树碧无情”，但宁静恬适的心境却是非常好。经过长时间雨洗之后，树更是绿油油的，多么令人惬意！诸葛亮高卧隆中，一觉醒来，不是还高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吗？想到这，诗人会心地笑了。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后两句。诗人把南风写成是一个十分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地推开了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不停地翻着书。诗人为读者种了一株诗苑“惹笑树”，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发出爽朗的笑声。其实，这样写并非诗人首创，发明权当属唐人，薛能的《老圃堂》有“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李白的《春思》有“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诗人融薛、李诗句于一炉，经过锤炼锻造，又添上绝妙的“偷”字，表达效果远远超过了原作。这绝不是“偷”，而是创新。
而诗人在《致斋太常寺以杖画地成》中又用这一意境，写了：“杖藤为笔沙为纸，闲理庭前试草书。无奈春风犹制肘，等闲撩乱入衣裾。”可见，诗人对这一意境和这一手法是情有独钟。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偷开门户又翻书”来得更自然亲切，也更有趣些。
苏轼作为“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大家，“落笔皆超逸绝尘”，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然而，少见评析的《六幺令.天中节》，实乃有关“端午节”之佳作，（“天中节”乃端午节之别称。）此篇与苏轼其他的那些“豪放”或“婉约”之作大有不同，仔细读来，意蕴深远，别具一格，令人赞叹。苏轼一生坎坷，几上几下，最后客死异乡，与屈原不无有一些相似之处。全词上片“述今”之端午节民间活动诸况，下片追叙“湘累”人生故事。
先看上片“述今”：“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民间认为五月为“恶月”、“毒月”，瘟疫流行，毒虫滋生，因此要采取各种方法避邪祛毒。旧时人们用绫罗布帛等制成小虎形，缝缀儿童臂上，认为可以避恶消灾。“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民俗，将青翠的艾叶悬于堂中，用菖蒲作剑，插于门楣，以僻邪驱瘴，有驱魔祛鬼之神效。“纸鸢”又称风筝。“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香飘十里”，既有“粽叶”的清香，也有“粽子”里面的各色馅料之美味。樽俎：古代盛酒肉的器皿。樽以盛酒，俎以盛肉。“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传说，屈原投汨罗江后，恰逢雨天，当人们得知打捞贤臣屈大夫时，湖面上的小舟再次汇集，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句意：江面上龙舟竞发，彼此呐喊助威，还有一些人在江边悲壮地大声吟诵屈原的《离骚》！
再看下片“怀古”：“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感叹：有所感触而叹息。楚怀王：芈姓，熊氏，名槐。昏聩：比喻不明事理，头脑糊涂，不明是非。悲戚：悲痛哀伤。秦吞楚：公元前223年战国楚国被秦国灭掉。“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异客：作客他乡的人。这里是指屈原已经远离自己的故土，被流放到了外地。垂涕：哭泣。淫淫：流泪不止。鬓白知几许：两鬓如霜，知道有多少吗？“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朝夕：犹言从早到晚一整天。新亭对泣：表示痛心国难而无可奈何，从早哭到晚。“泪竭”，犹“泪干”、“泪尽”尔。“陵阳处”，屈原的第二次被流放，最后到了陵阳。“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江渚：江边。湘累：屈原。屈原是赴湘水支流而溺死的，古人称之为湘累。“断肠句”：当主要指《九歌》。
全词艺术特色，至少有六点值得推介：
一是咏今叹古，在上片极力渲染当下“端午”诸种盛况，却重在下片“感怀”，“借古”而“启今”也。
二是动静结合， “缠臂”、 “纸鸢舞”、“香飘”、“对酒”、“ 争渡”、“ 呐喊”、“ 凭吊”、 “诵君赋”、“ 吞楚”、“ 垂涕”、 “对泣”等是为“动”，“ 虎符”、“粽叶”、“ 艾蒲”、“ 青翠”、“新亭”、“ 陵阳”等是为“静”；动与静自然转合，在“动”与“静”的变化之中，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千年。
三是明暗结合，明写屈原，直接抨击楚王“昏庸”，暗讽时政，锋芒指北宋王朝，将苏轼自己的爱恨情仇寓于其间，却不露痕迹。
四是虚实相间，叙说眼前庆祝端午诸景，是“实”；感怀屈原悲苦仇怨的往事为“虚”；“虚”写屈原，实及自己，慨古人之忧，发今人之叹。
五是前呼后应，前有“辟邪”之“虎符缠臂”、“艾蒲青翠”，后有“怀王昏聩”、“ 新亭对泣”；似乎旧恶未去，新恶难除。前有“香飘十里”，后有“湘累已逝”；前有“诵君赋”，后应“断肠句”。
六是词中有景，景色如画，画里“有话”。且看上片，一幅幅生动的民俗风景画，扑面而来：童之臂、门之艾、菖蒲之剑、风筝漫舞、对酒当歌、龙舟竞发、诵君之赋，哪个不是美轮美奂的图画？再看下片，怀王之昏、秦之吞楚、异客垂涕、新亭对泣、汨罗江渚，哪一个不是再现历史的沧桑？这些词中之境，如诗如画，一唱三叹，色香味俱全，岂非神来之笔？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