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出句“皇华”，意谓极大的光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序谓为君遣使臣之作，并云“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后来遂用“皇华”作使人或出使的典故，含有不辱使命之意。“二京”指北宋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的必经之路。下句的“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意谓用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和犒劳军队。这里借指欢迎南宋使臣。
颔联出句的“连昌宫”系唐代宫殿，在洛阳。元稹乐府《连昌宫词》有“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这里借连昌宫、千叶桃代指北宋宫殿。对句的“华萼楼”，原是长安唐玄宗时 比如“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四句，此联承上所云使者过二京时，上万人夹道欢迎的情景，进一步拟想旧时宫殿的花木、鸟鹊也将以惊喜的心情迎候这两位大得人心的使者。
颈、尾二联分别写到皇上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上天也同情受苦的老百姓，甚至称颂高宗为圣明君主，还说他的信义好象白日一样光明。这样一来，或许会被认为诗人在讨好帝王大臣，还可能怀疑她写此诗的目的是为报答“韩公”对她“父祖”的荐举之恩。如果这样看，那就是对诗人诗作的误解。诗人之所以发出“帝心怜赤子”、“天意念苍生”这样的议论，那是为了说明恢复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只是人间的众望所归，也是上天的意愿所向。至于“圣君大信明如日”句，其旨绝非为了颂扬赵构，而是文学语言中的抑扬“辩证法”。尾联上下句的搭配，恰恰是对赵构妥协政策的讥讽和批评。“长乱”句典出《诗经·小雅·巧言》篇：“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意思是说假如不图恢复，愈是一次又一次地会盟讲和，愈是助长祸乱。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来说，这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应该说此诗很有现实针对性，它比前面的五言和七言古诗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不顾社稷江山；二不管父兄在金受苦受难，情愿向金人大量地进贡赔钱，他很爱听黄潜善、汪伯彦之劝和、说降的“巧言”，甚至不顾脸面地把金人作为叔叔看。如果不是一种强烈爱国情感的驱遣，女诗人怎么敢冒这种与皇帝唱反调，从而可能触犯龙颜的危险。
上片写张元康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开头两句反意点化运用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扣题写当前别情，非常深厚的父子别情。这不仅点明了“省亲”的缘由，而且点明了“省亲”的走向。君去的地方正是经过秦川再往西走的“阳关”。言辞双关，情意绵绵。第三、四句写张氏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即是用“白马”，“皂貂”等贵重物品厚待，留也“留不住”。“回首处”，想象中自己与对方分手后的景物，凤翔城将看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天霖雾”，所能留下的是天际的空旷，对词人的思念，颇有人去城空的孤寂感、悲伤感。
下片写想象中张元康到达家前后的情景。第一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一个镜头：繁华的故都长安已是落英缤纷，暮春届至。第二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二个镜头：“长安花似雨”，而故关的杨柳刚刚花絮飞舞，春光明媚。第三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三个镜头：“渐见”众多兵士带着“靴刀”，像迎接高官，列在道路的两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三个镜头一叠印，恰好成为张元康省亲美好的大背景，于是立刻推出第四个镜头，即张氏到家后，出现如“风流膝上王文度”似的或泪流满面，或相对无言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张氏父子那种天伦之乐趣感动众乡亲的场面。这是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而且集典型化了的中国传统人伦美的血统关系。与开头对照，叫人喊出“一曲《阳关》情几许”的动人心音。
全词，以人物行为为结构线，把友情与亲情编织成为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之颂歌。尤其下片的几个镜头极为迷人：“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靴刀迎夹路”，“风流膝上王文度”。这里充分揭示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是真善美；乡情、友情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