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
这首诗是诗人经过李白墓前对李白一生文学创作进行高度评价,前四句盛赞李白的精神不死,道德文章永垂青史;后四句表示对李白的不幸深表哀悼。诗人以李杜自比兼借抒情,充分表现诗人对两位诗人的敬佩与深深的缅怀之情。
“何谓先生死,先生道日新",开篇就把读者拉到李白墓前进行铺叙,言先生虽死而犹生,后继有人。正如杜荀鹤《赠聂尊师》有句“诗道将仙分,求之不可求”。“青山明月在,千古一诗人”,诗人追思李白之死,综其一年,言其将像青山明月一样千古不朽,朗照后世。
后四句表示对李白的不幸深表哀悼。王稚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云: “夫磷非逆,而从磷者乃为逆乎?......青莲故不幸而罗销骨之口,岂不冤哉!”这两句话可作为“天地空销骨,声名不傍身”的注脚。由此看出诗人批判排挤、打击过李白的社会势力,以抒发悲愤、悼念之情。生前不幸,身后凄凉,使读者哀叹。随后诗人述愿、吟邻。盼诗仙、诗圣永以为邻。李白墓前思杜甫,所以诗人心情沉重地写道: “谁移末阳冢,来此作吟邻。”杜荀鹤是李杜并重的,在诗中多次提到这对诗友,如《江南逢李先辈》云: “李杜复李杜,彼时逢此时。”又《哭陈陶》云: “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 [3] [5]
这首诗盛赞李白高风亮节及不世出的艺术才华,偏巧妙地引入了杜甫,相得益彰,或以李杜自况,或以之抒情。深化了人们对于二诗人的形象,充分表露出诗人对李杜的真情挚爱。
赏析此诗的内容,要能够透过双燕辛劳抚育幼燕的经过,深刻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借鉴此诗的表达技巧,要准确知道诗中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绘声——索食声孜孜,借代——黄口,对比——母瘦雏渐肥,对偶——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拟人——声尽呼不归,呼告——燕燕尔勿悲。
雌与雄为叟,四儿为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