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此诗的前四句写秋夜天宇和金陵远景。起首二句:“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绳。”一问一答,天真活泼,明快自然,饶有民歌风味。诗人仰望秋空,看到在这寥廓空明的天宇上远远地闪烁着两颗银亮的玉绳星。三四两句写玉绳星照耀下的金陵城。诗人放眼远眺,但见玉绳星斜斜地、低低地嵌镶在建章宫高大的楼阙旁边,发出格外耀目的光芒,对着整个金陵古城。这四句从大处落墨,先写天空,后写地面,连接自然,展现出碧海般的青天,白玉般的明星,以及星光照耀下的金陵城巍峨宫阙的剪影,境界空阔高远,正融注了诗人秋夜泛月时那种萧散自然、风流自赏的意绪。如果更深细地品味,这四句诗已隐隐透露,出怀念前代诗人谢朓的情思。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中,有“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等写景佳句,李白诗的三、四句,显然是有意点化了谢诗,借以寄寓对谢朓的缅怀、追慕。而且,这两颗璀灿的玉绳星,一颗斜照建章阙,一颗耿对金陵城,仿佛具有象征的意蕴。它们在浩渺秋空中互相映照,仿佛正是谢朓、李白这两位古今相通、精神契合的天才诗人的化身。
中间四句写秋江月色。这里“汉水”借指长江。诗人不说“长江”而说“汉水”,是为了避免同下句“霜江”字面重复和音声相混。在板桥浦信步泛月的李白,俯视着脚下的大江,但见清澄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像是一条银光闪烁的白练。此刻,谢朓描写大江黄昏美妙景色的诗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自然跳上心头。对景吟诗,使他产生一种悠然神远的感变,仿佛自己已超越古今的界限,同小谢一起联袂步月,同赏秋江美景,推心置腹地纵论人生、品评诗文了。李白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与古人神游的幻想境界里,以致忘怀了一切。他久久地凝望着明月逐渐西斜,月光如乳汁般倾泻在长江之中。直到月落星隐,天将破晓,朝雾弥漫洲渚,寒气侵袭发肤。这四句写秋江月色,明丽皎洁,清幽飘逸,动静相生,空灵迷人。而在这幅秋江月色图中,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这里表现出他的神态和心绪的变化:先是缅怀遐想古人,继而是与古人神游的畅快,接着是从遐想中醒悟过来发觉古人不可得见的寂寞与怅惘,这四句妙在不是静态的寓情于景和情景交融,而是从时间和景色的变化之中暗示出诗人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不着痕迹,纯乎天籁。
最后四句点明题旨,直抒胸臆。诗人在板桥浦自斟自酌,没有知音同欢共饮,虽追慕谢朓,但毕竟相隔数百年,谁也不能把古人找回来。而在当今现世,像谢玄晖这样才华高妙、志趣相投的人,是很难得再遇到的。想到这里,诗人深深感到孤独寂寞,挥杯洒酒无心再饮。一股悲凉抑郁之气,充满了他的胸中。结句暗用梁代诗人江淹《恨赋》“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句意,而融化无迹,如同己出。至此,诗人不仅婉曲尽致地抒写了对古人的缅怀遐思,而且借痛感斯人之不可复遇,宣泄出世无知音的深沉感喟。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