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幻想飞入仙府后难耐高在九天的寒冷而借浮槎寻找归路;下片继续写涛声,寓夜长愁深而梦浅的无奈其中,同时通过想象表达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余意难穷。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由梦中写到梦醒,其间虚实相间,情景相生。奔腾澎湃的海涛声,首先引发的是梦魂飞越的海天之旅。驰骋“九万里风鹏正举”(李清照《渔家傲》)式的笔墨,神游宇宙,让梦想驾着天风,自由飞翔,扶摇直上,飞往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仙山。“快趁天风”不止说明风的疾速,而且突出人的快意,有如苏轼《百步洪》“险中得乐虽一快”之“快”。涛声随即又幻化成鱼龙吟啸之音。“何人唤起”三句,按此词谱式的节奏,一般分成三个短句,而从语意讽诵,则可读为“何人唤起鱼龙,叫破一泓杯影”。其中,“一泓杯影”用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意,写梦魂飞翔天外,俯眺大海,只似杯水一汪而已。接下去,词人笔触略略点染氛围,清虚寂寞中呈现一片高寒之境。这里,词人翻用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意,而出以问句“高寒谁省”,实含有内心深藏的孤寂。“省”是体验、领会,此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也非词人所能久驻。因此,词人笔触一转,用“浮槎”熟典,再叙写寻觅归程,回到人间。“倩浮槎万里”以下,求浮槎,寻归路,意味着壮游奇境的结束。幻梦醒了,美好的空中楼阁消逝了,伴随自己的只有盈耳的涛声。“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有如李白梦游天姥时留下的失落感。
下片继续写涛声,以呼应开篇。海涛声又幻作琴曲遐思,涉想成连故事。千载涛声依旧,而时移物换,人间何世,即便有成连那样的高手,对沧海云涛,抚瑶琴弦柱,寻绎清冷的佳趣,今夜却不堪重听了。其中,“愁深梦浅”点出词人无端的心事、难抒的积郁,而其具体意蕴究属怀知音还是伤逝者、悲时局还是感身世,抑或兼而有之,已无从实指。接着再由漫漫长夜孤枕听涛拟想明朝“雪昏云醒”光景。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有“昏昏雪意云垂野”之句,这里说“雪昏云醒”,着一“醒”字,厚积的云层似也通宵不倦地在酿着雪意,选字可谓新警,与史达祖《双双燕·咏燕》‘‘看足柳昏花暝”的名句正堪并传。云情雪意,通力营造沉寂、凝重的氛围,折射出人的心态。但是读下去却又不是一味清愁不断,词的最后出现了对未来的壮美憧憬,对光明的热切期待。路转峰回,词人业已自行解开了连环情结。词人笔下的“待净洗扶桑,冲融立马,看风帆稳”,造语新奇,涵盖时空,扫尽阴霾,更新物象,隐寓的是“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超旷胸襟,高咏的是从容立马看风帆的非凡气概。此种胸襟气概,此等朗吟健笔,本身即具美感,即饶具魅力。
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幽幽折折又若断若续,将闻海涛声的所思所感细腻传出,余意难穷。
在此诗正文中,诗人表达了对友人好意的感谢,并且表明自己不愿意出仕的心愿。全诗十六句,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前八句,追忆与庞参军真挚深厚的友情。“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两句,说明两人不是旧交,而是新知。这从序文的“自尔邻曲,冬春再交”中可以看出。《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引谚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意思是说,如果人不相知,从初交至白头,还会像刚认识一样,没有友情。如果人各相知,即使是偶然乘车在道上相遇,也会像老朋友那样并车而谈,以至两车的车盖相切、倾斜,久久不忍分手。以下六句,追忆旧游。“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是总述。“赏我趣”当然是谦虚的说法,反过来说,也是陶渊明所处的林园环境的情趣,陶渊明独立的人格力量、高雅的生活方式,吸引、感染了包括庞参军在内的客人,因此使他们经常造访,时时登门,终于成为“相知”。下面四句,从两个方面来谈“趣”,实际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两人交游的内容和感情的基础。一是谈圣之趣,“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说明谈话内容的格调、境界之高,不是一般碌碌之辈汲汲于名利的庸俗之谈所能企及的。二是饮酒之趣,“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若能以酒助谈,则兴致更高,说明了交遇方式的高雅、闲适,感情交流的自然、融洽。当然,这也是“陶渊明式”的生活情趣和交友方式。
“我实幽居士”以下八句是第二层,抒发依依惜别的情怀。正因为相交深、知遇厚,所以一旦分离,就无法扯断联络感情的纽带。诗人自己是立志归隐之人,没有俗务缠身,不会因公事鞅掌,东西奔走;而朋友却要远离自己而去,从此天各一方,因此希望别后能常通音问,以释遥念。“物新人惟旧”,语见《尚书》:“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意思是:器物求新,而朋友间当以旧谊为重。但即使感情相通,不惧相隔万里,也终究无法改变天各一方、江山阻隔的现实,不复能时时谈笑宴饮。只能希望你在远方自己保重身体,以后相会,还不知在何年何夕呢?这一层诗人抒发的感情十分细腻丰富:分手在即,不免感伤、怅惘;感伤之余,又要嘱咐常通音信,叮咛保重身体,对分手后的“情通万里”,来年的重新相会寄托了希望。显得十分朴实、深沉。
这是一首送别诗,又是一首表达真挚友情的抒情诗,反映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一个侧面。同陶诗的其他篇什一样,这首诗也以它的真情真意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按理说,送别诗完全可以写得愁肠百结,缠绵绯恻,令人不忍卒读,但这首诗却以明白如话的诗句,举重若轻,朴实无华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真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它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天然”、“真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