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送春杯。渐老逢春能几回。”花繁叶盛的春日虽好,然而它终会远去,惆怅地望着手中这杯送春酒,心里涌起的伤春之情比酒更浓郁,千回百转,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由春日的归去不由联想到自己年华的流逝。“渐老”,谓逐渐衰老,语调悲哀沧桑。“逢春”,忽一喜,词情上扬。“能几回”,情绪再次跌落,由扬而抑,更显悲怆,人已衰老,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几个春天。一句之中一咏三叹,笔法缠绵而苍老,正是苏轼贬谪黄州哀伤心情的写照。
“花满楚城愁远别,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作者所处之时节恰是盛春,繁花似锦,故日“花满”。楚城,正是作者贬谪之地--黄州。词人流离飘零于此,远离故乡和亲人,怎能不满怀愁绪深如海。在万红飘香的季节里,词人不仅没有感受到春的蓬勃和喜悦,反而备觉凄凉难耐,完全是基于受打击、遭放逐的现实原因。此深层次的意蕴悄然表露,使其伤春之情更加意味深远。“伤怀”二字极有分量,淋漓尽致地概括了词人伤春意愁离别的种种凄苦之情。且这二字为作者自述,它将所集唐人诗句熔铸为一体,表现出古为今用的绝妙之处。伤别之人本已悲哀不堪,哪里还禁得住送行酒宴上清丝急管奏出的别离之音。“何况”两字,尽显不胜悲情之态。词人在上片结尾处用此句,其沉痛心情不言而喻。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下片词人着重抒写自己思念故土之情。这里虽然只取原诗下旬,实际上句诗意亦隐含其中。词人即使四处飘零宦游,却终不曾忘却西蜀--他的家乡,更何况愈往南走离故土愈遥远。登高饮酒之际,岂能不倍加思念家乡。一个“断”字形象地描绘了其望乡情切的心态。词人纵使与故土远隔万里,却仍然归心似箭,同宴的伙伴们谁能领会这份情怀。“独”字突出了词人孤身漂流在外的孤独、寂寞之感。
“景物登临习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原诗两句之中三次用到了“闲”字,苏轼取其诗意,化为己用,意蕴颇深。只因此时了无官职,一身轻闲,悠然从容中登台眺望,才能将这春日的美景尽收眼底。苏轼表面上叙述了自己无官一身轻的悠闲自在,实际深深流露了遭受贬逐,无法作为,一事不成的巨大痛苦。正因为如此,词人才会在此地久久徘徊,不愿离去,其实是那无论无何都挥之不去的烦忧在心头盘旋,时时折磨着他。结句为全词点睛之笔。功业不可建。故土无法还。两种相思,一种愁绪,纠结在一起,令词人辗转反侧,心如寒灰。
此词落墨于酒筵,中间写望乡,结穴于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反思,呈现出一个从向外观照而返听收视、反观内心的心灵活动过程。由外向转而内向,是此词特色之一。而此词则证明,东坡词横放杰出风格之外,更有内敛绵邈之一体。若进一步知人论世,则当时东坡之思想蕲向,实已从前期更多的向外用力,转变为更多的向内用力。
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