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秋季女子怀念远方的人的词,“斜阳”、“新月”指出时间是在傍晚时分,“秋江”“画桥”“层楼”则指出此诗的地点,词人从多方面描写词中人物的种种感受,秋感怀人虽是个古老的话题,但是此词之所以不落俗套,魅力不凡,则在于它的流畅、疏朗以及跌宕起伏的笔势,发端以祈使句式领起,以此来警醒读者,芙蓉,即荷花素为人们喜爱,是古人常常吟咏的对象,它具有多种的象征意义。采莲,原是民间妇女特有的劳动情趣,乐府民歌和文人乐府中多有佳作,此词开篇即规劝人们别去采撷,就有一种难言苦衷和一种特别的忧怨之情。次句切题之“秋”,说的是萧条旷阔的江面上,别无所有,只有一片茫茫烟水流淌着,它补充说明“休去”的原因。三、四句写夕阳、鸿雁。这是望中所见。“斜阳”点明时间,切“暮”,递进说明“休去”之原因:“带斜阳,一片征鸿”中的“征鸿”指的是远飞的大雁,切中词的时节“秋季”。因此才能触发种种感慨。梁江淹诗:“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陈江总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候鸟大雁夏去秋来,从北方飞往南方。思妇也盼望远人随着秋雁而南归。因此仰见征鸿,触发思念远人的情感。“心事寄题红。画桥流水东”接写“闲愁”。这愁之所以叫“闲愁”,因为它是作者一种出来的愁绪。“愁著两眉峰”与“万恨在蛾眉”(唐武衙《春日偶作》)意同。“欲斜”两句,贴切形象,富有情致,使不可探寻的心理状态的“愁”有了安置,愁锁双眉,形迹可见。从这首词在句式遣词方面,颇受辛弃疾《摸鱼儿》“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启发。
陈允平生活在由宋到元的过渡时期,人生无常,国破家亡,出身儒学世家的他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暗借此词抒发了他的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如“斜阳”搬江河日下的悲叹和抑郁之愁情,表达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在这一点上,该词看似写思妇怀远的个人情感和羁旅之愁,却实借助婉约的词风表达了故土之恋,与辛弃疾的愁怨十分相似,在思想境界上与辛氏无太大区别。
“心事寄题红”由叙闲愁转入抒心事。“题红”两句,用孟棨《本事诗》红叶题诗。意思是题诗寄情有意,无情之水东流去,可见心事重重。由是引出“断肠人”。“秋浓”指的是深秋,仍照应“秋暮”题意。后世骚人墨客多做悲秋、叹秋、感秋的文章,秋天秋景简直成了“悲”的代名词。断肠人心事重重,面对夕阳西下、烟水空蒙的深秋景象,更是叫人肝肠寸断。“回首层楼归去懒,早新月,挂梧桐”,从户外进入室内,其中“懒”字,就把“断肠人”的情态和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早新月、挂梧桐”,这是在“层楼”中看到的,写得空灵透剔,意象鲜明。一轮新月高悬在稀稀落落衰败凋谢的梧桐树梢上,更增加了心烦意乱的愁思。结尾以景结情,戛然而止,给人无穷的回味。
这首词在表现主题思想时采取事事关联,环环相扣,层层深化的写法,内容联系密切。上片写“因触景所致的闲愁,因”征鸿“而引发怀远之情。下片写”心事“。心事是闲愁的具体说明,它又因秋浓而催人断肠,断肠是由心事所致,而心事又由题红引起,题红则是心事吐露的特殊形式。如此环形往复,层层而深,而产生怀愁的根本原因正是秋浓。这是因物触情,情景交融,物景生情。事事处处切题,是此词另一特色。如芙蓉、秋江、征鸿、秋浓、梧桐、斜阳、新月以及闲愁、心事、题红、断肠人、归去懒,都紧扣”秋暮有感“这个题意和季节。
作者注重修辞从风格看,此词与婉约词派细腻绵绵情思有别,一方面它有对思想活动、情绪变化作精细的刻画,另一方面,又没有对描景状物作过分的渲染,独特之处在于疏朗中见真情,流快中藏细腻绵绵情思。
吴藻是嘉庆年间浙江仁和的一位女词人。她天资聪慧,才气过人,自称“扫眉才子”,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名媛淑女交往唱酬,颇负盛誉。所作小词巧于构思,精于造语; 长调则豪放有丈夫气,尤善题画。这首《如梦令》以寻常口语入律,可与《漱玉词》媲美。
词人抓住生活中一个细节——燕子飞入帘幕,巧妙地加以生发,用人禽对话的生动形式,抒发其春闺寂寞的心情,读来别有情趣。
首句“燕子未随春去”,出语平淡而意蕴深曲。燕子是一种候鸟,春社来,秋社去。在百花争妍、百鸟和鸣的春天,她伴随春光一起来到江南,穿帘过户,栖梁而宿;而当雨狂风斜、众芳凋零的暮春,她仍留在梁间,给爱春惜春的人以心理上的慰藉。本词开头这句略去对繁华春景的铺写,也不说春事消歇、春意已尽,单说“燕子未随春去”,则爱春、惜春之意已明。这种手法词家称之“扫处即生法”。次句“飞到绣帘深处”承接上句而补足语意。词人独处深闺,忽见一双燕子穿入绣帘,心中又是惊讶,又是欣喜,又是疑惑。惊的是燕子闯进闺房,可谓不速之客;喜的是燕子未随春去,说明春意尚留驻人间,何况闺中寂寞,这自天而降的小生物正好作伴; 疑的是小燕子绕梁而飞,口中呢喃不停,它究竟在商量什么呢?词人不免定下神来注视片刻:“啊! 莫非是想搬来和我同住吧! ”(侬,吴地方言,即我)燕子没有回答,可是女主人却迟疑了——“延伫,延伫”两句重言把人物恍然大悟、惊定还疑的神色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出来: 有燕子同住,固然可聊解寂寞,但终究排遣不了心头的怨愁,所以又含笑带趣加以回绝说:“不许!”
一首短短的小令出现了两个富有个性的形象: 活泼多情的燕子和孤独寂寞的女主人。前者是后者的陪衬。自从燕子入帘,女主人的心理活动一下就活跃起来:时惊时喜,似痴似顽,自猜自疑,自问自答,嬉笑打趣的背后隐藏着春闺独处的郁闷。词中用语浅近而活泼,对话生动,纯以口语入律,“莫是要和侬住”、“含笑回他: ‘不许’ ”这类句子与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辛弃疾《西江月》“却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都是词中口语化、散文化的佳句
此文不到三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具文采。文章的开头两句,就点出黄鹤楼所在的地方,在武昌城西南角,使人一开始就对黄鹤楼有了明确的印象。“图经”以下五句,阐明黄鹤楼取名的由来。据《图经》载,黄鹤楼是因费祎登仙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处休息,于是定名的。后两句更旁征博弓卜提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都记载了关于黄鹤的故事,以证明事实不虚,以增强黄鹤楼命名由来的说服力。仙人乘鹤,本属虚无,而作者却以无作有。这样就给这座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之所以采用神话传说,是为了突出这座楼不同寻常之处,它曾是神仙到过的地方,这样写也是为本文主旨服务,为下文伏笔。接下来几句写楼的外貌:“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一组对偶,刻画楼的整体形象。句中的“耸”和“高”、“巍峨”和“巃嵸”都是高的意思,重叠使用,铺陈楼的高大。“上倚河汉”写楼的顶端,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高:“下临江流”写楼的底部,进一步交代楼的地理位置,写出楼在江边,“重檐翼馆,四闼霞敞”这一组对偶句是对楼的建筑结构的具体描写。至此,作者对楼的外貌刻画,气势雄伟。“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一组对偶句写登楼的感触,正因为黄鹤楼高入云天,又临大江,所以登楼可以远眺周围城市乡村,弯下腰可以拍击萦绕大楼的云气和烟雾。一个“坐”字,说明无意观景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俯拍”二字,构思别致,而“云烟”既能“俯拍”,其身在高处可知:这两句虽未直言楼高,而一座直凌霄汉的高楼已历历如绘,登黄鹤楼如临仙境,于是作者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荆吴形胜之最”这一句,是对楼的重要性作了扼要而有分量的概括。
以上几句对黄鹤楼景物的描写,有上有下,有远有近,有内有外,也有实有虚,行文变化多端,情趣盎然。作者对黄鹤楼的形态己经刻画尽致了,本可以收住,但他意犹未尽,为了确立这座名楼的特殊地位,他又列出“荆吴”以外的东阳的八咏楼和乡的老子祠来作陪衬,说明黄鹤楼能够代替这些楼观以“赏观时物”,“会集灵仙”,突出黄鹤楼的驾在价值。
第二段,作者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促成者穆宁的本兼各职和籍里之后,接着“下车”二句是颂扬他的政绩,虽是谀词,但乃行文必不可免。以下“道迄”四句,指出黄鹤楼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公余游览或举行宴会的好所在。其中“透迄退公”句与隔句“游必于是”相照应,“登车送远”句又照应隔句“宴必于是”(《文苑英华》本无此四字)。紧接“极长川”两句,是以穆宁的身分远望河山,触景生情,不免追念东汉末年因见王室衰微,登楼兴感而作《登楼赋》的王架;又因穆宁身在黄鹤楼,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进而宾主畅叙的荀叔伟。这两句是交代穆刺史兴感之曲,因而才有嘱咐阎泊理撰写这篇《黄鹤楼记》付刻碑石的行动,顺理成章,组合严密。这里,作者对穆宁思想活动的刻画也是真实的。穆宁作为一个高级地方长官和封建文人,在特定环境里有那么一些想法,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而后面四句发出有如当年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叹,也就更合乎情理了。
这篇《黄鹤楼记》文章虽短,却取材得当,层次分明,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把黄鹤楼的概况包揽无遗,其中有掌故,有景物,有事实,有议论,也有感慨。用这么短的篇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失为一篇情辞并茂的好文章。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