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此诗表达丈夫悼念亡妻的深长感情。由衣而联想到治丝,惋惜亡妻治家的能干。想到亡妻的贤德,“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正是俗话所言,家有贤妻,夫无横祸。描写细腻,情感丰富。构思巧妙,由外入里,层层生发。衣裳多色见于外,衣裳之丝见于内。再由“治”丝条理,联想办事的条理,才使“无訧”,讲而深入到身心内部,体肤由而凉爽,再到“实获我心”的情感深处,若断若续,含蓄委婉,缠绵悱恻。
这首诗有四章,也采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鉴赏之时,要四章结合起来看,才能体味到包含在诗中的深厚感情,及诗人创作此诗时的情况。
第一章说:“绿兮衣兮,绿衣黄里。”表明诗人把故妻所作的衣服拿起来翻里翻面地看,诗人的心情是十分忧伤的。
第二章“绿衣黄裳”与“绿衣黄里”相对为文,是说诗人把衣和裳都翻里翻面细心看。妻子活着时的一些情景是他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所以他的忧愁也是永远摆不脱的。
第三章写诗人细心看着衣服上的一针一线(丝线与衣料同色)。他感到,每一针都反映着妻子对他的深切的关心和爱。由此,他想到妻子平时对他在一些事情上的规劝,使他避免了不少过失。这当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第四章说到天气寒冷之时,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妻子活着的时候,四季换衣都是妻子为他操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妻子去世后,自己还没有养成自己关心自己的习惯。到实在忍受不住萧瑟秋风的侵袭,才自己寻找衣服,便勾起他失去贤妻的无限悲恸。“绿衣黄里”是说的夹衣,为秋天所穿;“絺兮绤兮”则是指夏衣而言。这首诗应作于秋季。诗中写诗人反覆看的,是才取出的秋天的夹衣。人已逝而为他缝制的衣服尚在。衣服的合身,针线的细密,使他深深觉得妻子事事合于自己的心意,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所以,他对妻子的思念,他失去妻子的悲伤,都将是无穷尽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诗是写得十分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