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者采用乐府旧题写作,充分反映途中的艰辛情状和胸间的忠愤,慷慨悲凉。《文选》李善注,这首诗以四句为一解,合九解成一篇。
首解四句写登程。下笔就写“朝发”、“暮宿”,是记实,也见出受命北去时行程的迅急:早晨刚出都城北门——广莫门,日暮已到了大河之北、丹水的发源地——丹水山,进入并州境内。这里,诗人用夸张笔法渲染出行色的匆忙,也透露了他急于赴国难的心情。接着写出自己两手所持的是像古代繁弱、龙渊那样的名弓宝剑;而“弯”(开弓)、“挥”两个富动态性的词,既说明他是行进在“胡寇塞路”的险境之中,随时都需要用武,也足以显现出作者一往无前的英武气概。
次解写恋阙心情。作者年轻时(作诗时也只三十六岁)正处西晋初期的安定阶段,在繁华的洛阳城里,他也曾有过诗酒从容、文友会聚的一段优游生活。洛阳城里巍峨的宫阙,是过去国家安定隆盛的标志,也是他前阶段优游生活的见证。自经变乱,现在已到了“国已不国”的地步。往事成尘,归来无日。这使他心情上不能不有所留恋,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为“顾瞻”长“望”。望中最瞩目的是宫阙,是“俯仰御飞轩”。这句意思应是说,宫中廊宇高低,远望宛如急行中车辆的起伏。作者心目中,这时已经把静态中的宫中廊宇和身边行进中车辆的动态混而为一了。抚今思昔,不自禁“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三解写途中小憩。京都已落在遥远的后方,现在系马、解鞍的所在是荒寂的高山头、长松下,入耳的只有秋末的烈烈悲风和泠泠涧流的声响。这四句用了音韵谐协的偶句,着力烘染出一幅秋山穷旅图。
四解写小憩中的心情。与熟悉的京都和那里的人挥手长辞了,黯然无言,惟余哽咽。甚至空中的浮云也凝定不流,飞鸟也回旋不去。耳目所接,竟如天地万物都在助人兴悲。后两句写境,却更增强情的抒发。
五解继写一时心中所想。这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是离家日远,前路茫茫,境地险恶,存亡未卜。在这穷荒山林中,慷慨激昂,也是徒然,只有抱膝独坐,思绪紊乱,五内如焚。这是作者胸怀、心情的真实表白。
六解写当前困境。身处穷林,惟与麋鹿、猿猴为伍。资粮乏绝,无以充饥。看看麋鹿、猿猴还有野草、山果果腹,可以游戏自得,实在令人自叹不如。经此映衬,愈见出人的困窘不堪。这解和四解一样,都叠用两个“我”字,产生了对面倾诉的亲切感。
七解写困境中的自慰、自奋。作者深知重任在身,不容徬徨,终于重提辔缰,号召部下继续前行;同时,也在绝岩中,聊自吟咏舒啸,稍畅胸怀。他的重行振作,是由于在所承受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若干支撑力量:自己当前的处境,正是古人也曾慨叹的“世衰道微”的时世;孔子在陈绝粮,就曾对弟子子路说过“君子固穷”的话,何况是我辈。他精神上终于获得了宽解。
八解是在自慰、自奋之余,又作转折,写出内心的隐忧:历史上曾有过李陵对匈奴以少击众,最后势穷力屈,过期不得归来,被迫降敌的事。李陵在降敌前也是尽忠竭力了,降敌后亦常怀归志,但汉武帝却不予谅解,反而杀了他的母弟妻子。现在朝廷多事,不暇外顾,自己孤悬一方,后援难继,困窘之情亦与李陵相去不远,不能不对未来抱忧兴叹。
九解是全篇的结尾,也是乐府常见的结束形式。但在此篇,却不是单纯的套用。从上文所写,可见作者前途艰危正多,路也正长,有如他所要歌唱的曲子一样悲而且长。哀怨深沉,实在不忍、也无心重陈了。重陈,只是使自己、也使听者心伤而已。
全诗风格悲壮,语调苍凉,感情真挚,用语简练,鲜明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全篇九解,一气贯注;逐解换韵,声情激越。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辞家赴难、身处穷窘、忠愤填膺的作者的完整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他所处的时乱世危、朝廷不振、凶荒满目的现实环境,有着史的价值。全诗辞旨愀怆悲壮,千载之下,感人犹深。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
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